崇祯十四年初，周延儒在首辅任上已逾半载。这半年里，他努力过，或者说，他以为自己努力过。
他试图整顿吏治，但触及的利益太多，阻力太大；他试图筹措军饷，但国库空虚，加税又恐激起民变；他试图调和朝中党争，但各方积怨已深，难以化解。
最让他心力交瘁的是崇祯皇帝的反复无常。这位年轻的君主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近乎偏执的勤政，却又缺乏定见，易受谗言影响。
今天采纳这个建议，明天又推翻；今天信任这个大臣，明天又猜疑。周延儒常常觉得，自己不是在辅佐皇帝，而是在哄一个焦虑的孩子。
崇祯十三年六月中旬，兵部尚书陈新甲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与清朝议和。
“首辅大人，”陈新甲深夜造访，神色凝重，“辽东战事糜烂，若山海关门户大开，京师危矣。为今之计，唯有暂与清人议和，换取喘息之机。”
周延儒沉默不语，心中暗自思忖着。议和这个话题实在太过敏感，稍有不慎便会引起轩然大波。
毕竟，大明朝一直以来都将自己视为天下共主、天朝大国，向来都是主张剿灭敌寇，而非与敌人讲和。
尤其是在土木堡之变以后，瓦剌首领也先挟持了大明战神为人质，并以此向朝廷索要财物，但当时的朝廷宁愿另立一个新的君主，也绝不愿意公然接受这种屈辱性的议和条件。
而现在竟然要主动提出议和，恐怕必然会遭到那些自命清高的文人学士们的猛烈抨击。
想到这里，周延儒不禁皱起眉头，转头看向身旁的陈新甲，问道：“那么陛下对此事又是怎么看的呢？”
陈新甲小心翼翼地压低声音回答道：“陛下目前还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之中因此才需要首辅大人您亲自出马！”
听到这话，周延儒顿时恍然大悟——原来陈新甲打的如意算盘就是希望他能够站出来劝说皇帝同意议和，又或者退一步说，当皇帝询问意见时表明立场表示支持。
如此一来，倘若议和之事最终得以顺利达成，那所有人都会有功可赏；可若是不幸失败了，所有的罪责自然就全推到他这位首辅身上！真是打得一手绝妙的借刀杀人之计呀！
然而面对局面，周延儒并未立刻答应下来，而是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这件事实在是关乎国家社稷的大事，还请允许我再好好思考一下。”
陈新甲走后，周延儒在书房踱步。烛光将他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像他此刻摇摆不定的心。理智告诉他，陈新甲说得对，不善兵事的他也清楚，以大明现在的国力，两线作战是取死之道。先稳住一边，集中力量剿灭流寇，才是上策。但情感上，他又害怕承担“汉奸”“卖国”的骂名。
更关键的是，他了解崇祯。这位皇帝好面子，重名节，宁可战败也不愿背负议和的污名。当年袁嘟嘟提出的“五年平辽”，崇祯欣然接受，因为那是“战”；如今陈新甲提出议和，即便有利，崇祯也未必敢采纳。
果然，两日后，崇祯在平台召见周延儒和陈新甲。
“议和之事，卿等以为如何？”皇帝开门见山，眼睛却盯着周延儒。
周延儒垂下目光：“臣……不敢妄言。兵事非臣所长，陈尚书更知详情。”
他把球踢给了陈新甲。
陈新甲暗骂一声老狐狸，只得硬着头皮陈述利弊。他说得很详细，从辽东兵力对比，到国库财政状况，到流寇猖獗形势，最后得出结论：议和是唯一选择。
崇祯听完，久久不语。暖阁里静得能听见烛花爆裂的声音。
“周先生，”皇帝终于开口，“你怎么看？”
第二次被点名，周延儒知道躲不过了。他抬起头，看到皇帝眼中复杂的情绪：有期待，有疑虑，有恐惧，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求——仿佛在说：先生，替朕做个决定吧，无论对错！当然最后的锅还得你背，皇帝是不会错的。
但周延儒不敢。他忽然想起当年殿试时，万历皇帝问他辽东之事，他答以“实事求是”。那时的他，年轻，锐气，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而现在的他，经历了七年之痒，他老了，世故了，也害怕了
“陛下，”他缓缓说，“此事关系国体，臣以为……或可遣使试探，但不可公开。且须极密，以防朝野非议。”
这是最稳妥的回答：不反对，也不支持；不承担责任，也不放弃机会。
崇祯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他想要的是一个明确的建议，一个可以让他下决断的依据，而不是这种模棱两可的官话。
“朕知道了。”皇帝挥挥手，“你们退下吧。”
走出乾清宫，陈新甲忍不住埋怨：“首辅大人，方才您若态度坚决些，陛下或许就……”
“或许就什么？”周延儒打断他，“陈尚书，你我在朝为官多年，难道不知陛下性情？此事若成，固然是好；若败，你我将成千古罪人。我老了，担不起这个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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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甲愕然。他看着眼前的首辅，忽然觉得陌生。这个曾经以才气纵横闻名的状元郎，这个曾经敢于扳倒钱谦益的政坛新星，什么时候变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