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第一个黎明，伦敦金融城的钟声刚敲过六点。
乔治站在蓓尔美尔街的办公室窗前，手中的债券波动图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
红线上，印度鸦片债的价格像被砍断的藤蔓，从98英镑暴跌到75英镑；绿线上，康罗伊旗下“黎明信托”的债券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攀升。
楼下传来报童的吆喝：“看呐！东印度公司的香料是鸦片！看呐！两万人的尸骨堆成信用！”他低头，看见《泰晤士报》的头版上，康沃尔教堂的刻痕与劳福德·斯塔瑞克的通信并排躺着，标题是《谁在我们的钱袋里埋雷？
》。
差分机突然发出轻鸣。
乔治转身，水晶屏上跳出新消息：“中国江南织造局白银结算延迟——异常模式匹配度87。”他的手指轻轻划过屏幕上的汉字，嘴角扬起半寸：“有人在学我们的棋路。”他望向窗外，晨光正漫过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很好，棋盘该热闹些了。”
绿色数字突然开始疯狂跳动，像某种即将苏醒的巨兽在测试爪牙。
他回头看向埃默里刚送来的电报——费城的储蓄金额还在涨，上海的货轮已过好望角，伦敦的债券市场还在震荡。
“要启动吗？”他问空气。
没有回答。
只有齿轮转动的轻响，混着逐渐清晰的，来自未来的轰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