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1040阳光工程到底是真是假，每天都在纠结中度过。她看着身边的人，有的像赵强战一样，把家底都投了进去，整天做着暴富的梦；有的像吴姐一样，明知可能是个坑，却因为舍不得投进去的钱，只能硬着头皮熬着；还有的像王正华这样，懵懵懂懂地进来，对未来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期待。
这个所谓的“项目”，从来不会没收谁的身份证，不会扣着谁的钱，更不会强迫谁留下。他们总是说“自愿加入，来去自由”，可就是这份“自由”，才让更多的人陷了进去——总有人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自己能成为那少数赚到1040万的人，总有人舍不得已经投进去的钱，想着拉几个人进来就能回本。
林晚瘫坐在凳子上，看着墙上那张被红笔圈得乱七八糟的中国地图，只觉得眼前一片迷茫。
接下来的几天，林晚照旧带着王正华走街串巷去听课，从城东的老旧居民楼到城西的窄巷子，每天要跑四五户人家，听不同的人讲着大同小异的话。王正华始终很安静，不像别的新人那样激动地打断讲师提问，也不会满脸不屑地扭头就走，他只是坐在角落里，手里攥着笔，时不时在小册子的空白处记几笔，眉头偶尔皱一下，很快又舒展开。
林晚看在眼里，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她既盼着王正华能看懂，能留下来投资，这样自己就能多一个下线，离那虚无缥缈的1040万近一步；又怕他真的投钱进来，怕他和自己一样，最后落得个血本无归的下场。
第六天傍晚，两人听完最后一堂课，沿着海边的小路往出租屋走。海风带着咸腥味吹过来，撩起林晚额前的碎发，王正华突然停下脚步，转头看着林晚，语气很认真：“林姐，我想明白了，这事儿我能干。”
林晚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啥？”
“我说我回家筹钱。”王正华重复了一遍，脸上带着一丝腼腆的笑，“我觉得这模式挺合理的，就是需要点本钱。我家里还有几亩地，我回去跟我爸妈商量商量，把地转租出去，再凑凑亲戚朋友的钱，应该能凑够。”
林晚的心猛地一跳，她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想劝他再考虑考虑，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一句干巴巴的：“你……你想好了？”
“想好了。”王正华用力点头，眼里闪着一丝光，“林姐，我在老家打工，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我想试试。要是成了，我就能让我爸妈过上好日子了。”
看着王正华眼里的憧憬，林晚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她突然想起了赵强战，那个和她一样从外地来的打工汉子，当初也是这样两眼放光地跟她说要回家卖车筹钱，现在赵强战已经回老家好几天了，不知道他的钱筹得怎么样了。
王正华走的那天，林晚兜里还是掏不出买车票的钱，只能像宋阳阳那样，去小卖部买了两包饼干和一瓶矿泉水给他。王正华接过东西，憨厚地说了声“谢谢林姐”，就背着他那个旧帆布包，踏上了返乡的路。
出租屋里一下子冷清了下来，只剩下林晚和吴姐两个人。每天早上，林晚还是会准时起床，和吴姐一起去巷子里听课，有时候是当听众，有时候是帮着讲师给新人倒水、递资料。她知道，自己每天这么奔波，根本不是为了什么“项目”，只是为了寻找一点内心的安慰。
这个传销窝里的每个人，其实都和她一样，心里揣着一份不安。他们每天早起晚归，穿梭在各个居民楼之间，听着别人讲那些漏洞百出的理论，看着那些所谓的“成功案例”，无非是想从别人的嘴里，从那些虚假的数字里，找到一点支撑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
就像那天早上，她在听课的屋里遇到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妈，大妈拉着她的手，絮絮叨叨地说自己投钱之后，儿子和她断绝了联系，老伴也骂她是疯子。大妈说着说着就哭了，可哭完之后，还是擦干眼泪，继续听讲师讲“五级三晋制”。林晚看着她，就像看到了自己，明明心里已经有了怀疑，却不敢承认，只能靠着每天的听课，来麻痹自己，来告诉自己“再坚持坚持，说不定就成功了”。
中午的时候，大家会凑在一起吃盒饭，菜是最便宜的素菜，米饭也是硬邦邦的，可每个人吃饭的时候，都会聊着自己的“规划”。有人说等赚到钱了，要给孩子买学区房；有人说要带着老伴去环游世界；有人说要回老家盖一栋大房子。这些话，他们每天都在说，说得多了，好像就真的能实现一样。
林晚也会跟着他们一起说，说自己要开个服装公司，说要带父母去旅游，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些话不过是自欺欺人。她兜里的钱越来越少，连买盒饭的钱都快掏不出来了，有时候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喝白开水充饥。
有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听到隔壁房间的吴姐在哭。她走过去，看到吴姐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这是我女儿。”吴姐哽咽着说，“我出来的时候，她还在上学。我投了钱之后，就没脸给她打电话了。我怕我跟她说我在做这个，她会看不起我。”
林晚坐在吴姐身边，拍着她的背，自己的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两个女人，在异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