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谈判室里，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抛光的胡桃木桌上投下明暗交错的条纹。尖的钢笔在“技术转让费8”的条款上悬停许久，墨滴在纸面晕开一个小小的黑点，像他此刻凝重的心情。对面的科研负责人米勒教授推了推金丝眼镜，指尖在咖啡杯沿画着圈：“李总，我们的复合电解质专利经历了七年研发，光是失败的样品就堆满了三个实验室，8的分成已经是底线。”
桌下的手机震动了两下，是苏瑶发来的消息：“记得你说过，他们的实验室主任汉斯教授在研究‘技术伦理’，或许可以从长期合作的角度切入。”李家盛抬眼看向米勒身后的书架，第三层摆着本《科研成果转化伦理》，书脊上贴着学院的藏书标签——苏瑶的直觉总是精准得惊人。
谈判已经进入第三天，双方在三个核心问题上陷入僵局：技术转让费比例、专利使用权归属、研发风险承担。对方坚持“专利永久归属学院，企业仅获十年生产权”，而产业联合体需要至少二十年的专利共享期才能覆盖设备投入成本；更棘手的是风险分担——学院要求企业全额支付研发费用，却只承诺“尽力完成目标”，不承担任何失败责任。
“米勒教授，您见过赫尔辛基社区的光伏板吗？”李家盛忽然合上谈判手册，声音里带着从容，“那些光伏板的支架上，都刻着安装工人和研发人员的名字。居民们说，看到名字就觉得踏实——这是对责任的承诺，不是吗？”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照片，上面是产业联合体与国内高校的联合实验室：“我们和上海交大合作研发光伏逆变器时，双方的名字一起印在专利证书上，研发费用各出一半，失败了共同承担损失，成功了利润按贡献分成。逆变器占据了欧洲30的市场份额，交大的实验室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科研经费。”
米勒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许久，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李家盛注意到他视线落在实验室墙上的标语上——“让实验室的灯光照亮生产线”，那是苏瑶建议加上的中文标语，旁边配着德语翻译。
米勒的眉头拧成了疙瘩，显然没料到这个看似温和的中国企业家会提出如此具体的反条件。他拿起计算器按了半天，屏幕上的数字跳来跳去，最终停在一个红色的负数上——那是按最坏情况计算的损失。“我需要和学院理事会商量。”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下摆，“给我24小时。”
走出学院大门时，苏黎世的阳光正好。李家盛靠在湖边的栏杆上，看着天鹅划过镜面般的湖面，手机里跳出王总的消息：“不行就放弃！国内中科院的固态电池也快有突破了，何必看他们脸色？”他指尖在屏幕上悬停许久，最终回复：“再等等，他们的复合电解质是绕不开的技术节点。”
傍晚回到酒店，苏瑶正坐在窗边整理谈判笔记。她把双方的诉求用思维导图列出来，像两座对峙的山峰，中间用虚线标注着可能的连接点：“你看，学院最在乎的不是短期收益，是科研独立性和成果的学术价值。他们怕企业只追求利润，忽视技术迭代——这才是8转让费背后的真正顾虑。”
她指着笔记上的“长期合作”可以承诺每年从利润中提取2投入基础研究，支持他们的青年科学家；再提议把联合实验室作为‘欧洲固态电池人才培养基地’，学院可以借此申请欧盟的科研基金。这些对我们来说成本不高，对他们却是刚需。”
李家盛忽然想起早上谈判时，米勒办公桌上的相框里，他女儿穿着博士服的照片——那女孩胸前的校徽正是慕尼黑工业大学，而产业联合体恰好在那里有个产学研基地。“明天我想请米勒去慕尼黑工厂看看。”他说，眼里闪过一丝亮光，“让他亲眼看看我们是怎么对待技术和人才的。”
慕尼黑的固态电池中试车间里，机械臂正在精确地涂抹电解质材料，蓝色的激光束实时监测涂层厚度。李家盛指着车间中央的大屏幕：“这里的每台设备都连着学院的数据库，研发数据24小时同步共享。如果合作成功，我们可以把这条生产线改造成‘教学工厂’，让您的学生边学习边参与量产调试。”
在员工休息区，墙上的荣誉榜上贴着研发团队的照片和简介，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专家，也有刚毕业的年轻人。“这位张工是我们从柏林工大挖来的，”李家盛指着其中一张，“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固态电池界面问题，我们为他建了专属实验室，给他5年时间，不考核kpi，只要求突破技术瓶颈。”
米勒的目光在荣誉榜上停留了很久，忽然问：“如果……我是说如果，三年后技术没突破，你们真的会让年轻人承担失败吗？”
“恰恰相反。”苏瑶适时插话，她手里拿着本研发日志，“您看，这是我们的‘失败档案’，里面记录了所有实验数据和失败原因。每次失败后，我们都会开‘庆祝会’——庆祝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去年有个团队搞砸了三百次实验，今年终于攻克了电极材料难题，现在他们的照片挂在最显眼的位置。”
米勒沉默了。回程的车上，他忽然说：“李总，我可以说服理事会接受十五年专利使用权，但转让费不能低于6。另外，风险分担改成五五开，我们派汉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