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阳光透过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玻璃窗，在实验室的地板上投下规整的光斑。李家盛站在一台超导磁体实验装置前，看着屏幕上跳动的蓝色曲线，眉头微微蹙起。曲线代表着新型储能材料的电荷保持率，按照预期，在-20c环境下运行1000小时后，保持率应不低于85，但此刻屏幕上的数字停留在796。
“问题出在电极界面的sei膜上。”清华大学的周教授推了推眼镜，指着显微镜下的图像，“低温下形成的膜结构不稳定，导致锂枝晶生长过快。我们尝试了七种电解液配方，效果都不理想。”
李家盛的指尖在实验台上轻轻敲击着，目光掠过实验室里忙碌的身影。为了应对新兴国家在高端储能市场的竞争，他联合了中科院、清华、哈工大等六家科研单位，组建了“新一代储能技术联合实验室”，目标是在三年内实现储能密度突破400wh/kg，将中国企业在高端市场的技术领先优势从1-2年拉大到5年以上。
但现实比预想的更棘手。越南企业推出的“仿制品”定性上稍逊一筹，但凭借30的价格优势，已经在欧洲抢走了绿能科技15的高端订单。更令人警惕的是，他们的技术迭代速度远超预期——从最初模仿2019年的技术，到现在只落后半年，几乎是踩着绿能科技的专利尾巴在跑。
“不能再跟在后面补漏洞了。”李家盛忽然开口，语气带着一种破局的决绝，“我们要做真正的颠覆性技术。周教授，你们团队之前提出的‘固态电解质-金属锂复合负极’方案，能不能加快推进？”
周教授愣了一下：“那个方案风险太高了，目前的界面阻抗问题还没解决，至少需要五年时间才能产业化。”
“我们等不起五年。”李家盛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写下一串数字，“越南企业的研发投入增速是我们的18倍，他们的政府还在提供30的研发补贴。如果我们按部就班，不出两年就会被追上。”
他在“五年”两个字上重重画了个圈，改成“三年”：“我再加注2亿研发资金，从德国请最顶尖的固态电池专家加入团队。界面阻抗的问题，我们可以联合中科院化学所一起攻关，他们在纳米涂层领域有突破。”
实验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随后爆发出热烈的讨论。年轻的博士们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周教授看着李家盛坚定的眼神，最终点了点头：“好，我们赌一把！”
整合产学研资源的过程像在编织一张精密的网，每一个节点都需要小心翼翼地维系。李家盛每周都要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往返，协调研发进度、分配经费、解决跨团队协作的摩擦。
在哈工大的材料实验室，他遇到了棘手的分歧——企业团队希望加快样品迭代速度，先拿出能稳定量产的产品；高校团队则坚持要把基础理论研究透彻，避免后期出现难以解决的隐患。双方各执一词，会议从下午开到深夜，气氛越来越僵。
“我知道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李家盛敲了敲桌子，示意大家安静，“企业要对市场负责，必须考虑量产可行性；高校要对科研负责，必须夯实理论基础。这不是对立的，我们可以建两条线——一条‘工程线’，由企业主导，基于现有技术快速迭代；一条‘探索线’，由高校主导，专注固态电池的基础研究。两条线共享数据，定期交叉评审。”
这个“双线并行”的方案最终被双方接受。离开哈工大时，已是凌晨两点，秋露在车窗上凝结成细密的水珠。李家盛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忽然想起答应过苏瑶，今晚要陪她看新上映的纪录片。
手机里有两条未读信息，都是苏瑶发来的：“会议还没结束吗？我把纪录片录下来了，等你回来一起看。”“桌上有温好的牛奶和三明治，记得吃点东西再忙。”
没有催促，没有抱怨，只有细水长流的体贴。李家盛发动汽车，引擎的低鸣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他忽然觉得，自己能在技术的迷雾里保持方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后总有这样一盏温暖的灯。
品牌建设的战场同样硝烟弥漫。在德国慕尼黑的国际新能源峰会上，绿能科技的展位被安排在越南企业旁边，对方的宣传语极具挑衅——“sa perforance, half price（同等性能，一半价格）”。
“他们这是明摆着跟我们打擂台。”国际部经理气得脸色发白，“要不要调整宣传策略，也强调我们的性价比？”
李家盛却摇了摇头，指着远处正在接受采访的欧洲新能源协会主席：“我们要讲不同的故事。客户买高端产品，买的不只是性能，更是信任和服务。”
他让人把展位的背景板换成了绿能科技在全球的服务网络地图——从德国的技术中心到巴西的运维团队，从肯尼亚的培训基地到美国的研发中心，密密麻麻的红点像一张守护网。户，买我们的产品，能获得7x24小时的全球技术支持，能参与我们的‘绿色伙伴计划’，共享碳减排收益。”
峰会第二天，绿能科技举办了一场“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论坛，邀请了欧洲最大的物流集团、德国能源巨头和联合国气候变化署的代表。李家盛站在台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