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他。
裘班主心脏像被人猛地攥了一把，后退一步，撞在门框上。
“班主！上场了！”后台管事的一声喊，把他从惊愕中拽回。
他再往镜子里看，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自己那张画着钟馗黑脸的面孔。
裘班主定定神，暗骂自己眼花，匆匆关上门——门却怎么也关不严，总有一条头发丝细的缝。他没时间细究，上场去了。
下半场，他总觉得心神不宁。唱到钟馗送妹上路的桥段，台下忽然起了骚动。先是靠前排的几个老人站了起来，紧接着，更多的人扭头往戏台右侧张望。
裘班主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头皮一炸。
那扇锁着的门，此刻不知何时，已经开了大半。黑洞洞的门洞里，隐约能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动，不是人，是裙摆，是长长的水袖，缓缓地、一下一下地，朝外飘。
更可怖的是，分明没有风。
戏台上，锣鼓点儿还在敲，但声音明显乱了。拉胡琴的老琴师手一抖，走了音，尖利得像鬼叫。
台下终于有人发出惊叫：“门开了！门开了！”
场面顿时大乱。有人往外跑，有人跌坐在地，有人跪下来不住磕头。裘班主站在台上，脸憋得通红，不知哪来一股倔劲，大喝一声：“都别慌！”
他转身，大步走向那扇门。他想，自己现在是钟馗，钟馗岂能怕鬼？
他站在门口，门里一片漆黑，什么也没有。他正要松口气，却听见黑暗中传来一声极其轻微的、幽幽的叹息。
那是个女人的声音。
接着，门里涌出一股浓烈的樟木香味，混杂着陈年的脂粉气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裘班主只觉得头重脚轻，眼前一黑，直挺挺向后倒去。
这场戏，唱砸了。
裘班主被抬回住处，发了一夜高烧，满嘴胡话，一会儿喊“镜子里有人”，一会儿喊“她出来了”。第二天天亮才退烧，人像被抽了筋，软成一摊泥。
当天，屯里几位老人请来早年那老道士的徒弟——也是道士，也老了，胡子全白。老道士看了看那扇合不拢的门，看了看门里镜子上隐约多出的一抹胭脂痕，又看了看病榻上萎靡的裘班主，只是摇头。
他说：“这门既然开了，就封不住了。那花旦的魂在这儿困了六十年，门开的那一刻，她已经走了。至于去哪儿了，没人知道。”
他又说：“这门以后不用锁了，锁也没用。但有一个规矩，从今往后，无论谁来唱戏，午夜子时之后，绝不许再开锣，锣鼓家伙不能响，人声也得压着。那孔隙虽然关不严了，但阴阳还是有分野。午夜是两界交接最松的时候，锣鼓一响，阳气太盛，反而会扰动那些已经离开的、还在游荡的。惊了它们，对谁都没好处。”
从那以后，三义屯老戏台就多了一条新规矩：不唱午夜场，过了晚上十一点，戏台前后都得安静。裘班主养好伤，带着戏班子灰溜溜走了，再没回来过。
解放后，老戏台做过仓库、做过生产队的会议室，后来又废弃了。那扇门依然虚掩着，没人再锁，也没人再去开。门框上的封条早没了，但村里孩子都知道，那门后头有面老镜子，落满灰，对着一堵墙。
姥姥说，她小时候跟伙伴们捉迷藏，有人胆大，跑进去过，回来说镜子里能看见自己，但“自己的脸是模糊的，像隔着一层水”。大人听见了，把那孩子揍了一顿，从此更没人敢进了。
八十年代末，三义屯旧村改造，老戏台被拆了。据说拆的时候，那面穿衣镜怎么也敲不碎，铁锤砸下去，只留下一道白印，镜面纹丝不动。最后是几个壮汉用被褥裹着，抬上拖拉机，运到村外扔进了废窑坑，又填上土，才算完事。
如今，三义屯早不是当年的三义屯了，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十字街口盖起了几排红砖房。只有七老八十的老人，夏天在墙根下晒太阳时，偶尔还会提起那座老戏台，提起那扇不能开的门，提起那个唱完《活捉三郎》就消失的花旦。
“也不知道她的魂儿，最后飘哪儿去了。”姥姥说，“飘远了吧。六十年，够久了。”
我后来查过一些资料，老辈戏班确实有些忌讳，比如后台不能乱串门，女装戏服不能乱碰，镜子不能对着后台等等。这些规矩，有的说是怕分神，有的说是怕损坏行头，但深究下去，大约都跟“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的古老观念有关。戏台上演的，是人间悲欢，也是神鬼传奇，演多了，难免有些东西分不清真假，被留了下来。
那扇门，或许并不是什么阴阳孔隙，只是一个巧合，一段无头悬案，被六十年口口相传赋予了太多神秘。但另一个声音也在问：如果真只是巧合，为什么那门锁得那么紧？为什么开了门就出事？为什么镜子里的脸，不止一个人看见过？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东北大地上，类似三义屯老戏台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它们藏在老人们含糊其辞的叙述里，藏在那些早已拆除的老建筑地基下，藏在每一阵掠过空荡戏台的风中。它们提醒着后来人，有些界限，看不见，摸不着，但最好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