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一早，八位当家人又来了。张老爷子说：“村长，我们不是反对新社会。但这些铜钱，确实是太平川的命根子。你要不信，可以做个试验。”
“什么试验？”
“你把铜钱带出太平川地界试试。”张老爷子神色平静，“只要出了界碑，铜钱就会变轻。越远越轻，到了一百里外，就会轻如纸片。如果到了三百里外，铜钱就会自己消失，再出现时，已经回到了埋藏的地方。”
李建国将信将疑，但前夜的怪事让他心里发毛。他想了想，说：“好，我就试一次。不过不是我自己去，我派人去。”
他选了一个叫王大胆的民兵，交代他骑马带着一枚铜钱往县里去，每十里称一次重量，做好记录。王大胆天不怕地不怕，接过铜钱就出发了。
按照李建国的安排，王大胆应该在傍晚时分到达县城，在县招待所住一晚，第二天返回。但当天深夜，王大胆就狼狈地回来了，马不见了，人是走着回来的，脸上满是惊恐。
“怎么回事？”李建国问。
王大胆哆哆嗦嗦地讲述了他的经历。出了太平川不到五里，他就觉得不对劲，怀里的铜钱好像变轻了。他拿出随身带的小秤一称，果然轻了一钱。继续往前走，每走一段，铜钱就轻一些。走到三十里时，铜钱已经轻了一半。
“这还不算啥，”王大胆脸色苍白，“走到五十里的时候，天快黑了，我想加把劲赶到县城。这时候马突然惊了，死活不肯往前走，在原地打转。我下马想牵着它走，结果一回头，看见看见”
“看见什么？”
“看见后面太平川方向，有一道金光，像一条龙，朝着我这边来了。”王大胆的声音都在发抖，“那金光不刺眼，温温和和的，但马一看见就彻底疯了，把我甩下来就往回跑。我追不上，只好自己往回走。一路上，怀里的铜钱越来越重，走到村口的时候，又恢复原来的重量了。”
李建国听得目瞪口呆。他不完全相信王大胆的话，但铜钱的重量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他用村委会的秤称了八枚铜钱，每一枚都是一两二钱，分毫不差。而王大胆带出去的那枚，记录显示最轻时只有六钱。
“这事儿邪门。”李建国对张老爷子说，“但现在是新社会，咱们不能搞迷信活动。这样吧，铜钱你们拿回去，继续保管。但立春仪式不能再公开搞了，要搞也得悄悄的。”
八位当家人同意了。从那时起，立春仪式转入了地下。每年立春，八家人深更半夜悄悄出门，在预先标记的地点埋下铜钱。没有仪式，没有观众，只有月光和沉默。
时间来到六十年代，一场更大的风暴席卷全国。太平川也未能幸免。一群从省城来的红卫兵听说这里有“四旧”，浩浩荡荡地开进村子。带头的青年姓雷，嗓门特别大，一来就命令交出所有封建迷信物品。
李建国此时已经是公社副书记，他知道这次躲不过去了。他连夜召集八姓当家人，商量对策。
“交吧。”张老爷子叹了口气，“这次不比以前，不交要出人命的。但宋先生说过，铜钱不可离开太平川。咱们得想办法，既交了东西，又不让铜钱离开。”
“这怎么可能？”有人问。
张老爷子沉吟片刻，说：“我有个主意，但需要全村人配合。”
第二天，红卫兵们开始挨家挨户搜查。他们找到了许多家谱、佛像、香炉，堆在村口准备烧掉。但最重要的铜钱，却怎么也找不到。
雷队长很恼火，把李建国叫来训话：“李书记，你别耍花样。我们接到举报，你们这里有八枚封建迷信的铜钱，快交出来！”
李建国一脸为难：“雷队长，铜钱确实有，但不在村里。”
“在哪？”
“在山上。”李建国说，“老人们说，那铜钱是镇山用的，埋在山上八个方位，动不得。一动，山就会塌。”
“胡说八道！”雷队长不信，“带我们去找！”
李建国带着红卫兵上了北山。到了半山腰，他指着一处悬崖说：“听老人说，有一枚就埋在那下面。”
雷队长探头看了看，悬崖深不见底，直冒寒气。他有点发怵，但嘴上不服软：“那就下去挖！”
“下不去啊，”李建国说，“这悬崖太陡，没路。”
红卫兵们在山上转了一整天，李建国带着他们看了八个险峻的地点，每个都说埋着铜钱，但每个都难以接近。不是悬崖就是深涧，要么就是密不透风的荆棘丛。
天色渐晚，雷队长又累又饿，只好带人下山。临走前撂下狠话：“明天我们带工具来，非挖出来不可！”
当天夜里，太平川的村民全体出动。按照张老爷子的计划，他们真的在山上八个险要处埋下了东西，但不是铜钱，而是用黄铜打造的仿制品。仿制品做得很粗糙，但夜色中看不真切。
第二天，红卫兵们带着铁锹、绳索上山。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出了八枚“铜钱”。雷队长很高兴，认为大功告成，带着战利品回去了。
而真正的八枚铜钱，此刻正埋在太平川最不起眼的地方：村小学的操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