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秀芹坐在卫生院的木头长椅上，手心全是汗，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老房子特有的霉味，让她有些反胃。
丈夫赵建国站在窗边抽烟，但每隔几分钟就要抬手看一次表。
“周秀芹。”护士在走廊尽头喊。
赵建国立刻掐灭烟头，扶起妻子，周秀芹的肚子已经显怀，五个月的身孕看起来却有七个月大。
她走路时得用手托着腰，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超声室里很暗，冰凉的耦合剂涂在肚皮上时，周秀芹打了个寒颤。
医生将探头缓慢移动，突然停顿。
“等等。”医生的声音变了调。
赵建国凑近屏幕。那些跳动的灰白影像他看不懂，但医生凝重的表情让他心慌。
“有三个胎心。”医生抬起头，眼镜片反射着屏幕的光，“三胞胎。”
周秀芹感觉自己的呼吸停了一拍。
三胞胎？
她下意识摸向肚子，那里确实比普通孕妇更大，但她以为是营养好，是孩子在健康长大。
“不过……”医生又把探头移回某个位置，反复确认，“有个情况不太对。其中一个胚胎发育过快，它在挤压另外两个的生存空间。”
离开卫生院时，赵建国紧紧搂着妻子的肩膀。
三胞胎的消息本该是喜讯，但医生最后那句“需要密切观察”像根刺扎在心里。
周秀芹想起昨晚做的梦，一只黑翅蝴蝶在产房里盘旋，最后停在她肚子上，翅膀一下下扇动，像是在吸吮什么。
“别瞎想。”赵建国看出她的不安，“现在医学发达，三个都能保住。”
周秀芹点点头，没说她梦里那只蝴蝶有三对翅膀。
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在那个春天贴满了大街小巷。
“只生一个好”的红色大字刷在砖墙上，墨迹还未干透。赵
建国推着新买的三轮车经过时，特意绕开了那面墙，车上坐着周秀芹，她用头巾包着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建国，”她轻声说，“要是只能生一个……”
“咱现在是三个，”赵建国打断她，“政策管不着。”
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去了一趟街道办。
办事员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听了情况后摇头：“文件上写得清楚，超生就得罚款。三胞胎算三次超生，你算算这笔账。”
赵建国递过去一条用报纸包好的三五牌香烟。女人推回来，但动作很慢。
“特殊情况可以特殊处理，”她最终松口，“等孩子生了，来补办手续。”
回家的路上，赵建国蹬得特别用力，三轮车的链条哗啦啦响，周秀芹坐在后面，手一直放在肚子上。
周秀芹住进医院时，肚子已经大得吓人。
妊娠纹像蛛网般爬满皮肤，疹子起的疙瘩又红又痒，抓破了就渗黄水。
赵建国每晚给她涂药膏，手指碰到那些溃烂处时，周秀芹会疼得发抖。
“医生说快了，”赵建国安慰她，“再坚持几天。”
周秀芹说不出话，她已经连续三天梦见那只蝴蝶，现在它翅膀上的花纹清晰可见。
不是常见的对称图案，而是扭曲的人脸，一张叠着一张。
第七天凌晨，羊水破了。
产房里，周秀芹躺在产床上，听见医生急促的指令：“用力！再用力！”
疼痛像潮水一波波涌来，几乎要把她撕裂。
某一瞬间，她突然感觉肚子里的拉扯停止了。
不是平息的停止，而是一种抽离，仿佛有东西被硬生生拔走了。
婴儿的啼哭声响起时，周秀芹几乎虚脱。
“双胞胎女婴，”护士报数，“老大四斤二两，老二两斤八两。”
“三胞胎呢？”赵建国冲进来问。
医生摘下口罩，表情复杂：“有一个在孕中期就停止发育了，被另外两个……吸收了一部分。这种情况不常见，但也不是没有。”
周秀芹闭上眼睛，梦里那只蝴蝶最后飞走时，确实少了一对翅膀。
老大取名赵玉华，老二叫赵玉萍。
姐妹俩长得一模一样，唯一区别是玉华下巴有颗痣，玉萍没有。
接生护士特意在病历上标注了这一点：“便于区分”。
但周秀芹从来不会认错，玉华哭声响亮，吃奶时用力到把她乳头咬出血。玉萍安静得多，饿时只是小声哼唧。
满月那天，赵建国打了二两白酒庆祝，周秀芹抱着两个孩子坐在床边，突然说：“生一个就够了。”
赵建国没听清：“什么？”
“没什么。”周秀芹摇摇头，把玉华抱得更紧了些。
十六岁的玉萍推开家门时，屋里一片漆黑，她摸索着开灯，看见姐姐玉华瘫在沙发上，电视机开着，雪花屏滋滋作响。
“你又看了一整天？”玉萍放下书包。
玉华没动弹，眼睛盯着天花板：“中专毕业证拿到了，工作还没着落。”
“你呢？重点高中的优等生，未来大学生。”
话里的酸味弥漫了整个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