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浦东某三甲医院实录，上海浦东。
陈景明从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浦东一家三甲医院实习。
那时的他还揣着救死扶伤的理想，直到轮转科室时目睹了急诊室的生死场。
白炽灯永远亮如白昼的走廊里，哭声与仪器警报声交织成背景音，而比死亡更令人寒意彻骨的，是那些无法用听诊器捕捉的异样。
十一月的某个凌晨，陈景明独自值夜班。病历堆了半尺高，钢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缓慢而清晰。
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中年男人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他约莫五十岁，面容清瘦，戴着金丝眼镜，眉宇间凝着深重的忧虑。
“医生，请去看看我母亲。”男人声音很轻。
陈景明抬头时，男人已经转身离开。
他追出去，只见那人站在307病房门外，静静伫立，如同早已站在那里多年。
病房里住着一位七十九岁的呼吸衰竭患者，赵桂芳。
她已昏迷四天，全靠仪器维持，陪护的是她儿媳孙丽萍，此刻正歪在椅子上打盹。
陈景明检查了监护仪，血氧饱和度86。他皱了皱眉，目光落到氧气瓶上。
阀门是关着的。
“家属，氧气怎么关了？”陈景明推醒孙丽萍。
女人睡眼惺忪地瞥了一眼：“我不知道，不是我关的。”
陈景明重新打开氧气，又检查了赵桂芳的瞳孔。
散大，对光反射微弱，他心中明了，这位老人撑不过今夜了。
男人一直站在门边，双手紧握成拳。陈景明走出病房时，听见他用极轻的声音说：“我会护着娘的。”
那声音里透着一种近乎执拗的坚决。
凌晨三点到五点，男人又来了四次。
每次都是同样的请求，同样的焦虑，第四次来时，陈景明发现赵桂芳突发房颤，立即让孙丽萍喂下备用药。
女人动作慢吞吞，药片在掌心攥了许久才塞进老人口中。
清晨六点二十分，赵桂芳的心电图拉成一条直线。
孙丽萍没有按呼叫铃，只是扯了张白布盖住尸体。直到七点交班时，赵桂芳的两个女儿赶到，才发现母亲已逝。
“为什么不叫医生？为什么不给药？”大女儿抓着孙丽萍的衣领嘶吼。
孙丽萍冷冷道：“吃了也没用，早晚要死。”
陈景明忍不住插话：“昨晚你先生不是也嘱咐过要按时喂药吗？”
病房突然寂静。
三个女人同时看向他。孙丽萍的嘴唇颤抖着：“你说……谁？”
“你先生，戴眼镜，穿灰色夹克，个子不高——”
话未说完，两个女儿突然放声大哭。小女儿扑到尸体旁：“妈，是哥来接你了！是哥啊！”
后来陈景明才知道，赵桂芳的儿子死于三年前的工地事故。
遗体运回时，穿的就是灰色夹克和金丝眼镜，那是他做中学教师时的打扮。
更诡异的是，那晚的监控录像显示，凌晨一点到五点，307病房外走廊上空无一人。
但陈景明清楚地记得，男人的手指在门框上留下过汗渍。
他甚至还闻到过对方身上淡淡的烟味，赵桂芳的儿子生前确实抽烟。
孙丽萍在赵桂芳死后第三个月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
据说她昏迷前一直喊着“别过来”，双手在空中乱挥，仿佛在推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尸检显示，她血液中某种神经毒素严重超标。毒素来源成谜。
2004年春天，陈景明轮转到移植科，那里气氛与其他科室不同。
希望与绝望同时被无限放大，等待器官的患者眼中有着濒死动物般的渴求。
四月中旬，肝移植病房收治了一位特殊病人：五十二岁的私营企业主周国栋。
他的配型很幸运，院方刚收到一例脑死亡捐献者的肝脏，血型、组织配型几乎完美。
手术定在一周后。
但入院第三天，周国栋开始出现异常。
“他总说房间里有人。”护士私下告诉陈景明，“半夜按铃说窗边站着个黑影，可我们去检查，什么都没有。”
陈景明在查房时观察过周国栋，这个男人原本气质沉稳，如今却眼神涣散，不断扭头看向墙角，仿佛那里真有什么东西。
“医生，这肝我不要了。”第五天早晨，周国栋突然抓住陈景明的手腕。他的手指冰凉，力气却大得惊人。“他还活着，他不想给我。”
“谁？”
“捐肝的人。”周国栋压低声音，眼珠神经质地转动，“他是个年轻人，才二十八岁……后脑有伤，是被钝器砸的。尸体不全，少了右手小指。”
陈景明后背发凉，器官捐献严格实行双盲原则，受者绝不可能知道供者信息。
他立即上报主任，院方调查后确认：供者确实是一名二十八岁男性，死于头部钝器伤，尸体被发现时右手小指缺失。
这是从未公开的细节。
案件尚在侦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