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是秋菊那丫头吧？唉，这孩子也是命。上个月她刚满十六，家里就急着给她在乡下说了门亲事，男方是个老实的庄稼人，彩礼都送过来了，催着她回去学做针线、备嫁妆。我留了她两回，说等我找着新伙计再让她走，可她爹娘不依，说姑娘家大了，不能在外头久待。我总不能拦着孩子的前程，只好让她走了。”
她说着，还顺手拿起柜台上的账本，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上面的字给妇人看：“您看，这是秋菊走那天，我给她结的工钱，还多给了她两个月的月钱，算是送她的嫁妆。这孩子在我这儿干了两年，也算是有感情了，她走的时候，我还哭了一场呢。”账本上的字是她提前写好的，日期、工钱数目都记得清清楚楚，连秋菊的“签名”都模仿着她平时的笔迹画了个圈——秋菊没读过书，平时领工钱都是画圈。
那妇人凑过来看了眼账本，目光在“秋菊”的圈上停了片刻，眼角的笑纹淡了些，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捉摸的光，快得像风吹过烛火，随即又恢复了温和的神色：“原是这样，那可真是喜事。看来娘子是个宽厚人，换了旁人，怕是舍不得放这么伶俐的帮手走。”她不再多问，转身回到货架前，挑了两块香皂——一块玫瑰的，一块茉莉的，又拿了一罐玉容膏，走到柜台前付钱。
林薇接过铜钱，数了数，递回两个铜板：“您是第一次来，这两个铜板就算我给您的添头，下次您再来，我再给您打折。”那妇人笑着接过铜板，揣进袖袋里，又站在门口看了会儿街景。巷口的糖人担子还在，几个孩子围着挑担老汉，吵着要兔子形状的糖人。妇人看了一会儿，才对林薇点点头：“那我就不打扰娘子做生意了，下次再来光顾。”说完，便慢悠悠地朝着东边走去，身影渐渐消失在街角的布庄后。
林薇一直送到门口，看着妇人的背影彻底看不见了，才缓缓蹙起眉头。这人说话滴水不漏，问的问题都踩着要害，既没露敌意，也没说自己的来历，倒像是在摸她的底。是之前绑走秋菊的那伙人派来的？还是苏文远提过的、盯着香皂配方的其他势力？她正思忖着，巷口传来陈大柱的声音：“薇娘子！我给你带了包子！”抬头一看，陈大柱扛着个工具箱，手里提着个油纸包，额头上渗着汗，快步走了过来。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下午才下班吗？”林薇连忙迎上去，接过工具箱放在墙角。陈大柱擦了擦汗，把油纸包递过去：“我跟工头说了，今儿你铺子开张，我早点回来帮你。这是巷口包子铺的肉包子，还热着，你快吃。”他说着，往铺子里看了看，“刚才我过来时，看见个穿月白裙子的妇人从你这儿走，是谁啊？”林薇把刚才的事简略说了一遍，陈大柱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这人肯定没安好心！下次她再来，我就跟她对峙！”林薇连忙拉住他：“别冲动，咱们现在不知道对方的底细，贸然对峙只会打草惊蛇。苏文远说过，要沉住气，先看看他们想干什么。”陈大柱咬了咬牙，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那你可得当心，要是有不对劲的地方，就赶紧关铺子回家，我去木器厂叫人。”
接下来的两日，铺子倒还算平静。没有再出现面生的客人，来的都是老主顾，买块香皂、聊两句家常，日子过得安稳。林薇白日看店，晚上就坐在灯下赶制冬衣。陈大柱的棉袄要絮厚些的鸭绒，她特意托张婶从乡下买了上好的白鸭绒，挑拣了好几遍，把细小的绒毛和杂质都挑出去，只留下蓬松的大绒朵。小侄女今年五岁，正是爱美的年纪，林薇给她做了件粉色的夹袄，领口和袖口都绣上了小小的桃花，针脚细得像米粒。
每晚缝衣服时，陈大柱都会坐在旁边陪着她，有时帮她穿针，有时给她端杯热茶。昏黄的油灯下，针穿过布料的“沙沙”声，和窗外的虫鸣声交织在一起，倒有了几分安稳的暖意。林薇一边缝着，一边会想起秋菊——去年冬天，秋菊还在铺子里帮忙，晚上没事时，就坐在她旁边学做针线，针脚缝得歪歪扭扭，还笑说“等我学会了，就给薇娘子做件棉袄”。可如今，秋菊却不知在哪里，有没有冻着、饿着。想到这里，她的针脚就会慢下来，陈大柱看出她的心思，会轻轻拍着她的手背：“别担心，苏文远说了，他会帮忙找秋菊，咱们再等等，总会有消息的。”
这日晌午，日头正好，暖融融地照在铺子里。林薇刚把账本理好，铺子里就走进来一位中年男子。那人穿着件半旧的青布长衫，袖口和领口都磨得有些发白，下摆还沾着些木屑，一看就是做木匠活的。他约莫四十多岁的年纪，面容朴实，皮肤是常年在外干活晒出的黝黑，额头上有几道浅浅的皱纹，像是被木刨子划过的痕迹。他的手掌很粗糙，指缝间还沾着些木屑，指甲缝里是洗不掉的木色，一看就是刚从工地上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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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没急着说话，先是在货架前慢悠悠地转了一圈。他拿起一块桂花皂，看了看皂面上的花纹，又放回原位；接着拿起一罐玉容膏，看了看罐身上的标签，也没开口问价。林薇看着他的举动，心里有些疑惑——这人不像是买皂的，倒像是在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