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农民起义’。”
陈善在心中给自己设问。
“那些被逼到绝境，活不下去的农民，揭竿而起，反抗暴政，要求土地，要求生存权——这，是它的内核，是它的正义性与生命力所在。
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黄巾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巢‘冲天香阵透长安’，
李自成‘均田免赋’……他们喊出的口号，都直指当时社会最尖锐的矛盾，代表了最底层、最广大民众最朴素的愿望。”
“然而，”
他的思路陡然一转，变得无比犀利，“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注定了他们难以独立完成构建一个新王朝的使命。”
“第一，缺乏先进的理论指导和长远的政治蓝图。”
“农民起义源于求生存的本能反抗，他们的目标往往是具体的、眼前的——打倒贪官，获得土地，吃饱饭。
但他们对于‘打倒皇帝之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
如何组织政权？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处理复杂的阶级关系？
这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性的、超越旧有框架的思考。
他们的‘理想国’，往往带着浓厚的平均主义空想色彩，或者干脆不自觉地模仿、回归到旧的封建秩序上去。
李自成打进北京后，迅速腐化，拷掠百官，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统治秩序，便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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