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东立提著水桶的脚步声消失在门外，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只剩下窗外隱约传来的、属於四合院的日常声响和阳光移动的轨跡。李春雷缓缓向后靠在新编的炕席和被垛上，身体各处的伤痛——左腿骨折处的酸胀，腹部伤口癒合时的细微刺痒，右肩肌肉偶尔的牵拉感——依旧清晰可辨，如同无声的提醒，诉说著他刚刚脱离的残酷。然而，与身体上的不適相比，他的思绪却如同脱韁的野马，挣脱了时空的束缚，在两个截然不同、却都刻骨铭心的人生轨道上肆意奔腾。
后世的记忆，如同浸了水的旧照片，色彩黯淡，轮廓模糊，却偏偏带著一种刻入骨髓的痛楚。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十八岁的自己，因为成绩不佳，带著一丝迷茫和叛逆踏入了军营，在西山省那个偏僻的军工厂里，听著轰鸣的机器声，度过了五年单调却磨礪筋骨的岁月。退伍后，他揣著不多的退伍费和一股不甘平凡的衝动，回到河东老家，投身当时方兴未艾的家电销售。那些年，他起早贪黑，蹬著三轮车走街串巷，凭著不怕苦累和一股子真诚劲儿，生意渐渐有了起色。记得第一次赚到“万元户”时，他给家里换了“大背投”电视，给父母买了新衣，那种喜悦和成就感，至今回想起来，嘴角仍会不自觉地带上一丝微不可查的弧度。
但画面紧接著急转直下。生意做大后，接触的人多了，心也似乎有些飘了。所谓朋友的热情邀请，高额回报的许诺，让他昏了头，將大部分身家投入了当时火热的“倒贷”之中。结果可想而知，血本无归，债主临门，曾经的笑脸变成了冷眼和逼迫。一夜之间，他从受人羡慕的“李老板”变成了负债纍纍的失败者。为了还债，他放下所有面子，去学了开挖机，后来是塔吊、重型卡车，哪个辛苦干哪个。工地上尘土飞扬，驾驶室里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手上的老茧磨掉一层又一层。好不容易攒点钱，看著机械租赁有市场，又咬咬牙投资了几台二手设备，指望能东山再起。可口罩之后，业务停滯，贷款逾期，设备被银行拖走最后那段日子，他躲在廉价的出租屋里，不敢接电话，不敢回家面对父母担忧的眼神。直到剧烈的腹痛將他击倒，检查单上“肝癌晚期”四个字，像是最终的审判医院里冰冷的白色，化疗的折磨，独自面对死亡的恐惧和孤寂这些记忆的碎片，如同最锋利的玻璃碴，在他心间反覆碾磨，即使重活一世，回想起来依然感到一阵窒息般的钝痛。
而这具年轻身体所承载的记忆，其开端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充满血与火的炼狱图景：震耳欲聋、仿佛永不停歇的炮火轰鸣，子弹划过空气时刺耳的尖啸，炮弹落地时掀起的冻土和雪块劈头盖脸砸来，还有还有战友中弹时身体猛地一震、鲜血瞬间浸透棉衣的温热触感，以及他们倒下前眼中残留的惊愕与不甘。压缩饼乾像石头一样硬，冻土豆需要用体温慢慢焐软才能啃动，渴极了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小岛的冬天，冷得能冻裂骨头，呵出的气瞬间变成白霜。那是生命最原始、最激烈的碰撞，是人性在极端环境下最赤裸的展现。
这两种极致痛苦的记忆，如同冰与火，在他脑海深处相互挤压、碰撞、最终缓慢而艰难地融合在一起。这个过程，將他带回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1950年元旦前夕。
那时，养父刘武壮烈牺牲的消息，通过组织渠道传回了四九城。对於年仅十五岁的原主李春雷而言，这不啻于晴天霹雳，天塌地陷。他自幼失去亲生父母，对父母的印象模糊得只剩下保育员阿姨描述的几句英雄事跡和几张泛黄照片。是养父刘武，在他十岁那年將他从太行山接出，带到了四九城，给了他一个虽然不常团聚却充满关爱和期望的家。养父教他识字读书，告诉他做人的道理，是他生命中唯一的精神支柱和偶像。这根支柱的突然崩塌，让这个尚未成年的少年瞬间被巨大的悲伤和仇恨吞没。
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凭著记忆，找到了养父生前的亲密战友，当时已在四九城公安局担任副局长的李自强。他记得那个寒冷的下午，他跪在李自强副局长那间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不是哭泣哀求，而是抬起满是泪痕却异常倔强的脸，用沙哑的声音坚决地要求：“李伯伯，我要当兵，去小岛，给我爸报仇！”
李自强副局长，这个经歷过无数风浪的硬汉，看著眼前这个身形单薄、眼神却如同燃烧著火焰的少年，心中百感交集。他理解这份刻骨的痛楚与仇恨，他自己也恨不得立刻提枪上阵为战友报仇。但他更深知战场的残酷无情，那绝不是这个年仅十五岁的孩子应该去的地方。他试图安抚，讲道理，甚至板起脸来训斥。但少年就那么直挺挺地跪著，眼神里的决绝没有丝毫动摇。最终，或许是出於对牺牲战友无法推卸的责任，或许是被这少年眼中与年龄不符的悲壮和坚韧所打动，李自强副局长沉重地嘆息一声，艰难地点了头。他动用了一些关係，破例为这个年龄和体格都不达標的孩子办理了入伍手续，並反覆叮嘱带队的军官，务必多加看顾。
就这样，怀揣著为养父报仇的熊熊火焰，也带著失去唯一亲人的巨大悲伤，少年李春雷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奔赴那片陌生的、即將被血染红的土地。然而，身体的羸弱（毕竟才十五岁）、极度的悲痛、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