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山城总督府的膳堂，往日里虽不奢华却也整洁有序的餐桌，如今只剩下粗粝的粟米与野菜熬成的粥食，连盐巴都放得极少。刘飞端着一碗稀粥，坐在堂中最简陋的木椅上，与随行的官员一同进食，碗沿磕碰着桌面，发出轻微的声响，却压不住膳堂内的肃穆——这是刘飞下令削减总督府用度的第三日，自天灾瘟疫爆发以来，这位万山总督便率先垂范，将自己的日常用度压至最低，与军民共尝苦果。
“总督，您连日奔波，身子本就虚，这粥食实在太过寡淡，要不……加一勺米吧？”侍从小心翼翼地劝道，眼中满是心疼。刘飞却摆了摆手，舀起一勺粥送入口中，语气平淡却坚定：“百姓连这碗粥都未必能吃饱，我身为总督，岂能独享安逸？传我命令，总督府即日起停办一切宴席，缩减半数侍从，所有官员俸禄再减三成，结余的钱粮，全部拨往灾区！”
这道命令如同惊雷，迅速传遍万山上下。中枢官员们虽有不舍，却无一人反对——陈远将自家珍藏的粮食尽数捐出，秦岳遣散了府中多余的仆从，周胜在军营中与士兵同吃同住，连军械坊的王辰，也主动停了自己的工匠津贴，将钱物用于购买防疫药材。上行下效，万山的官吏阶层率先与百姓共苦，为后续的内部动员奠定了最坚实的人心基础。
紧接着，刘飞推出第二项关键举措：发行“万山救灾公债”。由参政院牵头，在万山城与东部新区设立公债售卖点，向境内的富户、豪强、工坊主、商贾募集钱粮，公债分一年期、三年期两类，承诺灾后以军械坊、盐场、铁矿的利润分红，或税收减免的方式足额偿还，且公债可在万山境内流通转让。
消息一出，境内富户的反应起初颇为复杂。张家寨的张族长，此前通过“赎买与置换”获得了盐场股份，虽受灾情影响收入锐减，却仍率先认购了五万两白银的公债：“总督与我们共苦，我们岂能坐视不理？这公债，我信得过！” 东部新区的铁器商贾赵黑虎，也紧随其后，认购了三万两，还额外捐出了两千斤铁器，用于制作灭蝗工具与防疫器械。
少数观望的富户，在看到官员与豪强的表率后，也纷纷放下顾虑。短短五日，救灾公债便募集到白银八十万两、粮食二十万斤，这笔巨款成为救灾的“及时雨”，彻底缓解了钱粮短缺的燃眉之急。参政院议长陈明登拿着公债认购名册，激动地向刘飞汇报：“总督，民心可用！百姓与富户都愿与万山共度时艰，这公债的募集速度，远超我们的预期！”
与此同时，刘飞下令组建的医疗队与防疫宣传队，也深入灾区的每一个角落。医疗队由军中军医与民间郎中组成，携带熬制好的防疫草药、消毒石灰，挨家挨户为百姓诊治，对轻症患者施以针灸、药敷，对重症患者则接入临时医疗点集中救治，哪怕是濒临绝境的患者，也绝不放弃。在东部新区的乱石村，一名年过七旬的老郎中，带着儿子连续十余日奔走在疫区，脚上磨出了血泡，却依旧坚持为饥民施药，他说：“总督都在一线奔波，我们这些行医的，岂能退缩？”
防疫宣传队则由公学学子与宣政司官员组成，他们背着铜锣，走村串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防疫知识：“鼠疫靠鼠蚤传播，见到死鼠要立刻深埋，用石灰消毒！”“饮用水必须煮沸，不能喝生水！”“染病者要主动隔离，不串门、不聚餐！” 他们还破除了“瘟疫是天神降罪”的迷信说法，用灾民康复的实例告诉百姓，瘟疫可防可治，彻底稳住了灾区的民心。
为了守住最后的粮食底线，刘飞果断启动了“深挖洞”计划中储备的应急粮。这批粮食是万山数年积攒的“保命粮”，藏于溶洞深处的秘密粮仓，原本用于应对清军长期围困的极端情况，此次却被全部启用。刘飞亲自下令，应急粮实行“严格定量、分级发放”：前线士兵每日四升米，灾区百姓每日两升米，核心区居民每日一升半米，由军队与赈灾署联合监管，每一粒粮食的发放都登记造册，杜绝任何克扣与浪费。
溶洞粮仓的大门缓缓打开，一袋袋粮食被搬运出来，牛车、人力车组成的运输队，在军队的护送下，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沿途的百姓看到运输队，纷纷自发上前帮忙推车，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丈，拄着拐杖站在路边，对着运输队深深作揖：“多谢总督，多谢军队，给我们留了一条活路！”
在一系列举措的推动下，万山上下爆发出惊人的凝聚力。东部新区的农户们，主动加入灭蝗队伍，拿着自制的竹网、火把，与军队一同围剿蝗虫；核心区的工匠们，放弃休息，加班加点制作防疫器械、修缮水利设施；连刚归附不久的义军士兵，也主动请缨，前往疫区维持秩序、搬运物资，没有人抱怨，没有人退缩，所有人都拧成一股绳，朝着“战胜天灾、扑灭瘟疫”的目标奋力前行。
然而，这场天灾的代价，也无比沉重。军机堂的账册上，密密麻麻记录着资源的消耗：为救灾消耗的粮食达三百万斤，占万山总储备的七成；募集的八十万两公债，几乎全部用于购买药材、修缮水利、制作救灾工具；原本用于东部新区“赎买”后续工作的五十万两储备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