荏苒的时光，像一片片凋零的枯叶与花瓣，在不经意中流逝，转眼间到了一九九二年春天。
京城，部委大院。窗明几净的办公室，空气里弥漫着老旧文件和铁皮柜的冰冷气息。昨天，陶斯民还觉得这里是权力的心脏，是通往光明未来的阶梯。此刻，这方正的房间却像一口精致的棺材，要把他鲜活的生命埋葬其中。
陶斯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桌上的《会议纪要》还摊开着，领导的圈阅红得刺眼。同事们来来往往，用熟悉的语调打着招呼，讨论着中午食堂的菜色，或是谁家又分到了一套更大的房子。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也正因为如此，一切都变得无法忍受。他再也无法假装对这一切甘之如饴。他眼前不断闪回夏缘那张靓丽却倔强的脸，她说“京城的风太大”，她说她要“自己决定风向”。
他的人生，又凭什么要被别人决定？他拉开抽屉，取出一张崭新的稿纸，拧开钢笔。笔尖落下，没有半分犹豫。“辞职报告”四个字，力透纸背。写完最后一个字，他将报告整整齐齐叠好，起身走向主任办公室。
“小陶？有什么事？”主任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抬头见是他，脸上露出温和的笑意。
陶斯民将辞职报告放到他桌上。主任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他扶了扶眼镜，拿起那张纸，逐字逐句地看，仿佛在确认自己是不是眼花了。“你……你这是什么意思？胡闹！”
“主任，我考虑得很清楚。”陶斯民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清楚？你清楚个屁！”主任猛地一拍桌子，声音陡然拔高，引得门外走廊上的人都探头探脑，“你知不知道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来？你知不知道你爸为了你费了多少心？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你把这里当什么地方了！”
陶斯民微微躬身：“辜负了您的栽培，我很抱歉。但我的人生，我想自己走。”
他没有再多做解释，转身离开了办公室。身后，是主任气急败坏的咆哮和摔碎茶杯的脆响。他头也没回。他知道，真正的风暴，在家里等着他。
推开家门，客厅里的气氛压抑得仿佛能拧出水来。父亲陶培元坐在沙发主位，脸色铁青，一身笔挺的中山装也掩盖不住他身上散发的怒气。母亲刘奕英坐在一旁，眼圈泛红，手里绞着一条手帕。
“跪下！”陶培元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声音不大，却带着千钧之力。
陶斯民没有动，只是静静地站在玄关处。
“我叫你跪下！”陶培元抓起手边的烟灰缸，狠狠砸在地上，玻璃碎渣四处飞溅。
“爸，”陶斯民终于开口，他直视着父亲的眼睛，“我已经长大了，不再是那个犯了错就要罚跪的孩子。”
“长大了？翅膀硬了？”陶培元气得浑身发抖，他指着陶斯民的鼻子，“我问你，辞职报告是不是你交的？”
“是。”
“谁给你的胆子！”
“我自己给的。”
“你……”陶培元一口气没上来，剧烈地咳嗽起来。
刘奕英赶忙上前为他抚背，随即扭过头，怨毒的目光射向陶斯民：“都是因为那个夏缘！是不是！我就知道那个女人是个狐狸精，是个祸害！她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连前途都不要了！”
听到“夏缘”两个字，陶斯民的心口像是被针扎了一下。不能把她牵扯进来，他必须将所有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
“跟她没关系。”他冷冷地说，“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我不想一辈子待在机关里，看文件，开会，熬资历。那种日子我看得到头，没意思。”
“没意思？”陶培元顺过气来，冷笑一声，“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安稳日子，你说没意思？你想到外面去干什么？你懂什么？你会什么？离了陶家，你什么都不是！”
“所以，我才要离开。”陶斯民的语气依旧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了父母的心里，“我想知道，我陶斯民自己，到底是什么。”
这场对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这不是一场可以沟通的谈话，而是一场新旧观念的决裂。
“好，好，好！”陶培元连说三个“好”字，眼里的怒火反而渐渐熄灭，化为一片冰冷的失望，“你既然这么有骨气，就从这个家滚出去！从今天起，我只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我倒要看看，离了我和你妈，你怎么活下去！”
“斯民！你快跟你爸道个歉啊！”刘奕英哭着去拉他的胳膊。
陶斯民轻轻挣开了母亲的手，他看着眼前这个从小敬畏的父亲，和一直溺爱自己的母亲，心中并非没有酸楚。但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他道：“爸，妈，你们保重身体。”
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拉开门，走了出去。没有带走任何东西，除了身上这套衣服和钱包里几张微薄的票证。
京城开往星沙的绿皮火车缓缓驶出站台。陶斯民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紧紧攥着一份部委的辞职批复。批复上的字迹工整，语气官方，但对他而言，这张纸意味着解脱，意味着新生。
火车一路向南，窗外的风景渐渐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