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台的热线电话被打爆，红色的信号灯疯狂闪烁，此起彼伏，像是一场盛大的、预示着旧秩序崩塌的火树银花。省里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公安机关迅速出动，雷厉风行。那个曾经不可一世、嚣张跋扈的“王经理”，连同他背后盘根错节的草台班子，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被连根拔起。夏缘，以一人之力，撬动了整个省的关注和正义。
风声，总是比文件跑得更快。
芙蓉电视台副台长姜世元，最近在圈子里很是春风得意。几场酒局下来，已经不止一个人听他含糊地提起，自己马上要动一动了，背后的“大佛”，是部委的陶副部长。他说得神神秘秘，只透露是通过陶部长家的“一位小姐”搭上的线，送了些“土特产”，事情就已经八九不离十。
这种捕风捉影的消息，在芙蓉省和京城的政治圈里，每天都在上演。大多数人听了，笑笑也就忘了。但说的人多了，听的人里，总有那么几个有心人。
陶培元是在一次部委内部的例行会议上，第一次感觉到不对劲的。
会议间隙，一位平素关系还不错的同僚端着茶杯走过来，状似无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开了句玩笑：“老陶，恭喜啊。听说你家闺女出落得是越来越能干了，都能替你分忧了。”
陶培元愣了一下。他只有一个儿子，陶斯民，哪来的闺女？
他以为对方在开玩笑，便也笑着回应：“老李，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浑话？我什么时候藏了个闺女，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那位李姓同僚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是这个反应。他干咳了两声，打着哈哈：“嗨，可能是我听岔了，听岔了。最近耳朵不好使。”说完，便借口去续水，匆匆走开了。
陶培元看着对方略显尴尬的背影，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起来。他是个在政治风浪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人，对任何一丝不寻常的气息都极为敏感。老李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
事情没有就此结束。
几天后的傍晚，陶培元家的单元楼里，大门 “吱呀” 一声被推开，刘奕英挎着帆布包走进来，眉头拧成一个川字，脸色比楼道里的水泥墙还要沉。
她换鞋的动作有些僵硬，忧郁地招呼道：“培元，” 她顿了顿，目光瞟向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丈夫，声音压得不算低，却带着难以掩饰的局促，“我今天回娘家，听我弟说…… 外面都在传闲话。”
陶培元正用红铅笔在报纸上圈画着什么，闻言头也没抬：“什么闲话值得你脸色这么难看？” 他的声音带着老干部特有的沉稳，手上的铅笔在版面上顿了顿。
“说你要把芙蓉电视台的副台长姜世元调到部里来，” 刘奕英终于把鞋换好，走到沙发边坐下，屁股只沾了半边椅面，“还说…… 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说那姜世元是走了斯民的路子，给你送了厚礼。”
“姜世元？” 陶培元这才抬起头，眉头皱起，眼神里满是茫然。他把手里的报纸往茶几上一拍，“啪” 的一声脆响，震得桌上的搪瓷茶杯盖跳了一下。“没有的事！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他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原本舒展的眉心拧成了疙瘩。上次老李说那话，当时他只当是捕风捉影，没往心里去。可现在刘奕英带来的消息，竟和那番话隐隐对上了 ，都沾着 “送礼” 的边，甚至把斯民也卷了进来。
这绝不是巧合。一股寒意顺着陶培元的后脊爬上来。他一生谨慎，从基层干到副部长，最看重的就是名声，视之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如今平白无故被泼上这样一盆脏水，而且是直指贪腐的致命指控，让他既愤怒又警觉。这分明是一场蓄谋已久、正在暗中发酵的舆论围猎。
“斯民呢？” 陶培元猛地站起身，身上的中山装下摆微微晃动，“让他立刻回来一趟！我倒要问问他，到底在外面招惹了什么人！” 他的声音里压抑着怒火。
此时的陶斯民，正在单位办公室里对着一摞地方国企改革的调研报告发愁。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烟灰缸里攒着好几个烟蒂，台灯的光晕下，他的眉头拧得紧紧的。
突然，桌上的老式拨号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铃声刺破了办公室的寂静。
“喂？” 他拿起听筒，声音带着一丝疲惫。
“你现在立刻回家，马上！” 电话那头，陶培元的声音冰冷刺骨，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是陶斯民从未听过的严厉。
陶斯民心里 “咯噔” 一下，手里的钢笔 “啪嗒” 掉在纸上，洇开一小片墨渍。“爸，出什么事了？” 他急忙追问，可听筒里只剩下 “嘟嘟” 的忙音。
半小时后，陶斯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冲进家门。推开房门的瞬间，客厅里凝重压抑的气氛扑面而来，让他呼吸一滞。父亲陶培元坐在红木沙发的主位上，脸色铁青，下颌线绷得紧紧的；母亲刘奕英坐在一旁，眼圈泛红，手里攥着块手帕，不停地唉声叹气。客厅里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每一声都像是敲在人心上。
“爸，妈，到底怎么了？” 陶斯民的心脏往下沉了沉，下意识地放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