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熹微中，林凌再次踏上了旅程。这一次的目标更加遥远——甘肃，一个在地图上需要仔细查找的角落。
告别了伯母带着笑意的叮嘱和大伯那藏不住自豪的眼神，他手里那本刊登着《今夜有暴风雪》的《人民文学》杂志，想必会成为今天单位里最好的谈资。
这趟西行的列车，需要连续行驶数日才能抵达那片广袤而贫瘠的黄土高原。1980年的中国铁路，软卧车厢还是一个森严的领域，并未向普通公众开放。购票需要县团级以上单位的证明，那是专属干部、外宾等特定群体的待遇。林凌购买的是硬卧车票，一个略显拥挤的六人间。车轮与铁轨撞击发出规律而单调的轰鸣，载着他穿越逐渐变化的地貌——从东北的黑土平原，到华北的麦田阡陌，再到窗外景致渐渐染上西北的苍黄。
在颠簸的旅途中，他翻开了随身携带的几本关于环保的书籍。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中，那关于鹤群消失、土地伦理的深邃思考，如同预言般警示着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后果；《增长的极限》与《小的是美好的》则用冷静的数据和逻辑，剖析着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紧绷的弦。字里行间，一种宏大的忧思与紧迫感扑面而来，让他对那个即将见面的人——麦克·伊文斯——的内心世界，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与理解。
伊文斯，这是一个拥有“大爱”之人，但他的爱是如此的宏大，以至于走向了极端。他爱的是“生命”这个概念本身，是“物种”存续的抽象意义，却将对具体“人类”的憎恶推向了顶点。在他眼中，人类是地球的癌变组织，是必须被清除的病灶，唯有如此，其他生命才能获得救赎。在《三体》的宏大叙事中，伊文斯的篇幅不算最多，却是点燃地球三体组织（eto）烈焰的关键人物。
他并非一个脸谱化的反派。此刻，1980年的伊文斯，对人类文明或许还残存着最后一丝微弱的期望。他正倾尽所有，试图在黄土高原上拯救一种濒危的鸟类，用最原始、最艰苦的方式，践行着他那“物种主义”的朴素理想。
然而，林凌知道，五年之后，现实会给予他最残酷的一击。他六年的心血将被人为毁于一旦。那一刻的顿悟，将如雷霆般击碎他最后的幻想：无论个体投入多少热情与牺牲，在人类文明整体性的贪婪与扩张面前，都如同杯水车薪。他意识到，问题根植于人类这个物种的本性之中。于是，在最深的绝望里，他从叶文洁那里得到了来自星海的回应，拿到了连接三体文明的“钥匙”。为了终极的“拯救”——即消灭人类文明——他创立了eto，成为实际上的统帅，而叶文洁，是精神上的旗帜。
伊文斯，叶文洁……林凌在心中默念这两个名字。他来了，穿越千山万水而来。他不是为了添加他们宏伟而黑暗的救赎，恰恰相反，他是来拆散这个尚未正式结成的同盟的！
列车终于到站。接下来的路程更加曲折。他换乘了两次班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最后一段，是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徒步山路。这里的山是纯粹的黄土，植被稀薄得可怜，像患了严重的脱发症。雨水冲刷出的千沟万壑，如同老人脸上深刻而绝望的皱纹，布满了整个高原。空气干燥，风卷起沙尘，带着一种粗粝感。
当“南圪村”这几个斑驳的字终于出现在视线里时，林凌几乎要瘫倒在地。这是一个几乎完全由窑洞构成的村庄，黄土与人类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带着一种与天地抗争的古老坚韧。
他找到村里的生产队长，一个脸上刻满风霜的中年汉子，打听道：“队长，您好。听说咱们这儿，有个外国人一直在这边种树？”
队长打量了他一下，说道：“你说的是那个外国人啊！是有这么个外国人在我们后山种树。你认识他？”
林凌愣了一下。
“俺们也不知道他叫啥，看他是个洋人，又在这做好事，就都这么叫他。”队长解释道，语气里带着朴素的敬意。
“我不认识他，只是听说了他的事迹，特意过来看看。您能告诉我他在哪儿吗？我想去见见他。”林凌恳切地说。
队长的眼神里瞬间多了一丝警剔：“记者？你找他干啥？”
林凌连忙拿出自己的学生证和户口簿（此时第一代身份证尚未推行），解释道：“我不是记者，是黑龙江大学的学生，学文学的。听说了这位国际友人的事迹，很受感动，想过来了解他，也许能写点东西。”
“哦！大学生啊！”队长的脸色立刻和缓下来，甚至带上了一点对待文化人的尊重，“他在后山上种树，已经种了一年多喽。”
“他为什么在这里种树呢？”林凌引导着话题。
“他说是为了养鸟！一种快绝种了的鸟儿。”队长摇摇头，似乎不太理解，“俺们觉得，鸟有啥好养的，费这老大劲……”
“那我更得去看看了。队长，麻烦您带我过去一趟吧？”
“中！中！你们文化人的想法，俺是不太懂。”队长爽快地答应了，领着林凌再次踏上上山的路。
爬上一座小山顶，队长指着前方：“喏，就在那儿！”
眼前的景象让林凌心头一震。在一片无边无际的、令人窒息的贫瘠黄土山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