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中哪会细究，他此刻满脑子都是易中海被押走时那灰溜溜的样子，正琢磨着该怎么跟院里人“复盘”这事，好显示自己早就看出易中海不是好东西。他乐呵呵地摆了摆手，连平日里端着的“领导架子”都忘了：“行，你们聊，你们聊，我回屋了，刚沏的茶还没喝呢。”说罢，脚步轻快地往自家方向走，鞋跟敲在地上“噔噔”响，至于何雨柱和聋老太太要说什么，他半点没放在心上。
等刘海中的身影消失在屋门后，门“吱呀”一声关上，何雨柱才松了口气，凑到聋老太太身边，压低声音道：“老太太，外面风大，天儿凉，咱们还是回屋里说吧，我有点事得跟您念叨念叨，是关于……易大爷的。”他特意把“易大爷”三个字说得极轻，怕隔墙有耳。
聋老太太虽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却也没多问，只是点了点头。她活了大半辈子，什么风浪没见过，何雨柱这孩子稳重，不是瞎咋呼的性子，既然特意避开人来说事，想必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小事。她转过身，由着何雨柱扶着往屋里走，枣木拐杖敲在青石板地上，发出“笃笃、笃笃”的轻响，在后院的寂静里格外清晰，像在给这即将揭开的隐秘打着节拍。
谭大妈看着何雨柱，眼里满是欣慰，嘴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这孩子如今是越来越成熟了，搁以前，遇上点事就咋咋呼呼，嗓门能掀了屋顶，芝麻大的事都能闹得全院皆知；现在却沉稳了不少，说话办事都透着股踏实劲儿，懂得先掂量再开口，她打心眼儿里为他高兴。
两人跟着聋老太太进了屋，屋里陈设简单得很，一张掉了漆的旧木桌，桌腿用布条缠着防晃，几把藤椅的椅面磨得发亮，墙角堆着半筐煤球，煤球码得整整齐齐，连地上的青砖都扫得干干净净，透着老人特有的细致。聋老太太在藤椅上坐下，枯瘦的手摸索着端起桌上的搪瓷缸，缸沿磕掉了块瓷，露出里面的黑铁，她呷了口热水，才抬眼看向何雨柱：“柱子，你这急匆匆的，准是有事。说吧，找我是有啥要紧事？别跟我这老婆子绕弯子。”
何雨柱在她对面的藤椅上坐下，屁股只沾了半边椅面，脸上带着几分为难，还是把易中海偷自行车被抓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丁建国的永久牌自行车昨晚丢了，今儿一早警察就来了，在易中海家后院柴房搜了出来，车座底下那道丁建国特意刻的小划痕都对上了，人当场就被铐走了，院里现在跟炸了锅似的，三大爷正站在影壁墙根底下跟人念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末了，他看着聋老太太，语气里带着点犹豫：“老太太，您说一大爷现在快六十的人了，真要是蹲了局子，那身子骨怕是熬不住。要不……咱们找找人，看看能不能把他救出来？哪怕先弄个保释也行啊。”
聋老太太握着搪瓷缸的手顿了顿，眉头慢慢皱了起来，像块拧在一起的老树皮。易中海这人心眼多，平日里爱算计着占小便宜，还总端着“一大爷”的架子教育人，她打心眼儿里不怎么待见；但要说他偷自行车，她是万万不信的。那老小子把脸面看得比命还重，院里谁家借块姜都得记在账本上，怎么可能干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这里面一定有误会，还是个不小的误会。
“柱子，你把事儿从头到尾再说一遍，别落下一个字，丁建国啥时候发现车没的，警察咋就直奔易中海家了，搜的时候还有谁在场？”聋老太太的声音沉了些，浑浊的眼睛里也亮了几分，显然是上了心，连握着缸子的手都坐直了。
何雨柱叹了口气，又把经过细细说了一遍：丁建国昨晚下班还骑车回来着，今儿一早准备上班，发现车棚里的车没了，当下就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先是在院里问了一圈，后来不知道谁说了句“易大爷昨天下午在后院烧过东西”，警察就直奔易中海家，一进门就在后院柴房最里头找到了那辆自行车，车座上的记号清清楚楚，人赃并获，易中海脸都白了，张着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想辩都辩不清。他说完，看着聋老太太，满脸困惑：“老太太，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自行车千真万确是在他家里找到的，总不能是车自己长腿跑过去的吧？”
聋老太太沉默了片刻，手指在缸沿上慢慢摩挲着，浑浊的眼睛里忽然闪过一丝清明，她“啪”地把搪瓷缸往桌上一放，缸底磕在木桌上发出闷响：“我看这事啊，十有八九是棒梗那小子干的！”
在她看来，四合院里最爱干偷鸡摸狗勾当的，就是贾家那棒梗。那小子打小就手脚不干净，为了口吃的，许大茂家的鸡、三大爷家的煤球，就没他不敢拿的。准是他偷了丁建国的自行车，又怕被丁建国逮住揍一顿，知道易中海是院里的“老好人”，平时总护着他们娘俩，就把车藏到了易中海家柴房，想让他背这个黑锅。毕竟易中海平日里装得一副公正无私的样子，谁能想到赃物会在他那儿？这小子，心眼子都用歪了！
“这事想都不用想，就是棒梗做的！”聋老太太笃定地说，声音都提高了几分，“除了他，院里没第二个人敢这么干，也没第二个人有这脑子绕这么大个弯子！前两年他偷许大茂的鸡，不就往傻柱筐里塞过吗？一模一样的招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