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部分是正在被‘养猪’的目标。”危暐滚动列表，“诈骗集团和他们建立了长期关系，计划在未来几周到几个月内收割。如果我们现在介入，还能救他们。”
魏超立即联系公安部指挥中心。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全国多地警方同时行动，以上门走访、电话提醒等方式，阻止了一百多起即将发生的诈骗。
福州看守所的监控室里，实时反馈不断传来：
“广州，陈女士，正在给‘美国男友’汇款20万，被民警上门劝阻成功。”
“成都，刘大爷，准备抵押房子投资‘养老项目’，经劝说放弃。”
“哈尔滨，大学生小王，差点被‘注销校园贷’骗局骗走学费”
每一条成功阻止的消息传来，危暐都会闭上眼睛，深深呼吸。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但监控显示，他的心率在那些时刻会短暂地恢复正常。
（七）深夜独白：在监控下的忏悔
工作到第三天深夜时，危暐突然向监控摄像头提出请求：“我想说一些话，不是供述，是忏悔。可以录音，作为心理评估材料。”
陶成文批准了。心理医生曹荣荣通过音频连线参与。
凌晨两点，审讯室里只有危暐一个人。摄像头红灯亮着，录音设备运转。
“我不知道从哪说起。”他对着空气开口，“就从我为什么变成这样开始吧。”
“我从小是别人家的孩子。成绩好，听话，考上好大学，进好单位。所有人都夸我，包括陶主任您。我也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但三十岁那年，我突然有种恐慌。我看到同学们创业发财了，买房买车了，而我还在单位拿死工资。父母老了，身体不好；妻子想要孩子，想要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自己很失败。”
“所以当那个机会出现时——年薪两百万，东南亚，‘灰色地带但不违法’——我抓住了。我对自己说：就去干两年，赚够钱就回来，好好过日子。”
他停顿了很久。
“第一年，我真的以为只是‘灰色地带’。我做数据分析，设计算法，不直接接触受害人。每个月看到银行卡里进账十几万，我给家里打钱，听妻子说‘老公你真棒’，我觉得值。”
“第二年，我开始接触更多核心业务。我设计的系统直接用于诈骗，我看到了受害人的资料，听到了诈骗录音。但我安慰自己：我只是技术员，犯罪的是前面那些人。而且，我已经陷得太深了，回不了头了。”
“第三年，张坚案发生。我看到他自杀的消息时，正在喝庆功酒。同事说‘又搞定一个大单’，我笑着干杯，但晚上回去吐了。那是第一次，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在杀人。”
“但我还是没有停。为什么？因为恐惧。我害怕集团报复，害怕回国坐牢，害怕家人失望。更可怕的是，我习惯了那种生活——高收入，被尊重（在犯罪集团里），有权力。我变成了自己曾经最鄙视的那种人。”
危暐的声音开始哽咽。
“母亲病重是我最后的清醒剂。当我得知她肝癌晚期时，我突然想：如果我用骗来的钱给她治病，那我和那些骗老人救命钱的骗子有什么区别？如果她知道儿子的钱是这么来的，她会接受吗？”
“所以我开始准备自首。但集团发现了，他们把我软禁起来。是缅甸警方的一次突击检查救了我——不是针对我们园区，是查别的事，但混乱中我逃了出来，直接去了中国使馆。”
他抬起头，看着摄像头：“曹医生，您问我有没有后悔。我后悔，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后悔。但后悔解决不了问题。我只能用剩下的生命，去弥补，去阻止，去救还能救的人。”
“我知道很多人希望我死。包括我自己。但陶主任说得对，死太容易了，活着赎罪更难。所以我选择难的这条路，不是因为我勇敢，是因为我不配轻松。”
录音持续了四十七分钟。结束时，危暐筋疲力尽地趴在桌上。
监控室里，曹荣荣摘下耳机，对陶成文说：“他的忏悔是真实的，但心理状态非常脆弱。他需要持续的心理干预，否则可能在审判前崩溃。”
陶成文点头：“安排每天两小时的心理辅导。但要注意，不能给他传递‘心理问题可以减轻罪责’的错误信号。”
“明白。”
（八）张斌的到访：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第二次见面
第四天，张斌提出要见危暐。这次不是公开场合，是看守所的单独会见室。
陶成文有些犹豫：“你的情绪”
“我准备好了。”张斌说，“有些话，必须在审判前说清楚。”
会见安排在下午。同样的防爆玻璃，同样的录音录像，但这次只有他们两人。
张斌坐下后，没有立即开口。他拿出一张照片，贴在玻璃上——是他父亲生前的全家福，张坚在中间，笑得灿烂。
危暐看着那张照片，身体开始发抖。
“我父亲爱笑。”张斌说，“即使生活不容易，他也总是笑。他常说，笑一笑，没什么过不去的。”
危暐低下头。
“但他最后那七天，应该笑不出来吧。”张斌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