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十一，北直隶大兴县
朱翊钧负手立于海瑞的神像前，神色肃穆。神像面容清癯，目光如炬，仿佛仍在凝视着这纷扰的人世间。
祠外风雪渐起，雪花穿过天井，零星落在他的肩头。
王铮肃立在他身后三步之外，双手捧着一份厚厚的密奏。
这上面，是过去数月，锦衣卫在西北查获的关于“胡女案”及关联贪渎事项的详尽罪证、涉案人员名录，以及初步的处置建议。
密密麻麻的名字、官职、罪行。
“都在这儿了？”朱翊钧没有回头，声音在空旷的祠堂里显得格外清晰。
“回陛下，北镇抚司及陕西千户所汇总之主要人犯罪证、名录，俱在此册。牵涉边军将领五十七人，其中指挥使、同知、佥事等级十一人，陕西布政使司、按察使司、西安府及下辖州县官员两四十三人，地方豪强、牙行头目一百一十九人，另有涉事商贾、吏员等数千人人附名待查。“
“此案脉络已大致清晰，首恶、胁从、窝主、销赃者，皆有迹可循。”
朱翊钧听完汇报，只是抬头看自己的老师。
他叹了口气。
“传朕旨意：以北镇抚司指挥使提督此事，调陕西、山西临近卫所官军听用。即日起，按此名录，锁拿所有涉案人犯。”
“边军将领，就地革职拿下，严加看管，其部属由副职或朝廷另派将领暂行署理；地方官员，无论品级，即刻去冠摘印，押入按察使司大牢。”
“地方小吏，豪强商贾，抄没家产，一体擒拿。”
“要快，要准，要狠。不可走漏风声，不可引发大的骚乱。但有敢于聚众抗拒、煽动军卒者……以谋逆论处，格杀勿论。”
“臣，遵旨！”
“还有，”朱翊钧补充道：“将这份名录，抄录一份紧要的，派人以八百里加急，送往定西城，交给麻贵。告诉他，朕的旨意已下。他那边……朕等着看结果。”
“是！”
旨意即出，如雪原惊雷。
朱翊钧敢于在西北如此大动干戈，甚至直指边军将领，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多重考量，有足够的底气与把握。
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无上威望与法统压制。
朱翊钧御极四十八年，平定蒙古、经略辽东、开拓西域，武功之盛，直追太祖太宗。
以皇帝名义清理门户，对大多数并未深入参与罪恶的官兵而言，具有天然的法统和心理优势，难以生出反抗之心。
造反？
对抗谁？
对抗带给他们荣耀和战利品的皇帝？
名不正言不顺，军中主流绝不会响应。
其二也就是精密的军事制衡体系。
自万历三十年后，因为军镇实力急促变大，为了防备安史之乱这种事情，朝廷对边军的控制也必须更加严格，文官们可能监察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让他们出主意，监察军队，那手段可是已臻化境。
各地镇守总兵、巡抚、镇守太监、兵备道、巡按御史层层监督、分权制衡。
更重要的是，军队的调动权被严格分割。
如宁夏、甘肃、固原等重镇的兵马，其主要防御和进攻方向是蒙古残部或西域，其出动作战需有明确的御旨或兵部堪合，指定方向、目标。
没有旨意，一兵一卒不得擅自向西安或其他内地州府移动，这是铁律。
将领私自调兵往内陆州府走，就是谋反，部下军官也可拒绝执行，擒拿之后，亦有大功。
甚至，像西北军，西南军，辽东军这几支最为庞大的军事力量，他们的老兵，在退出军队后，在五十岁之前，不被允许前往两京，也就是北京城，而南京城。
任何缘由都不能去。
同时，陕西都司及西安西安前、后、左、右卫等直属于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与边镇系统相对独立，足以弹压可能的小规模异动……
当然，第三方面的原因还是利益集团的非整体性。
这么长时间的调查中，参与“胡女案”的边军将领，只是西北庞大军事体系中的一小部分，且多集中于负责后勤、驻防地方、或与商路密切相关的部队，并非所有野战主力都深陷其中。
当然，定西城帅府马贵在收到自己儿子的书信后，也赶忙行动。
他当然知道，这是天子给他的一次机会。
在腊月初的时候他传出将令，以“议讨极西残敌新策”为名，紧急召集分散在各处驻防、屯垦的十余名将领回定西城议事。
这些将领不疑有他，纷纷赶回。
当他们齐聚帅府大堂，等待国公爷宣布军机时，等来的却是麻贵冰冷的面孔和两旁涌出的、手持绳索刀剑的国公府亲兵。
没有激烈的反抗。
麻贵积威之下，大多数人面如死灰，束手就擒。
麻贵当众宣布了他们的罪状，当场革去所有军职，收缴印信兵符，由亲兵押解至城中别院，严加看管，听候朝廷进一步发落。
同时，迅速任命了可靠的副手或中层将领接替他们的职位，并派出监军使者前往各营安抚，重申军纪……
整个过程快如闪电，干净利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