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走了。他的步子还是那样，不快不慢，每一步之间的距离一样，像一个人在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大地。但他的背没有平时那么直了，不是驼了，是放松了，是那种在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之后才允许自己有的、微不足道的、几乎看不见的松弛。
卡车在基地门口等着。不是一辆，是三辆，因为马振东找不到一辆能装六十二个人的卡车，他找了三辆。三辆卡车的引擎都在怠速运转，排气管喷出的白烟在冷空气里迅速扩散，像三只在喘气的野兽。
岳鸣第一个上车。他没有等人，没有回头，没有说任何话。他走到第一辆卡车的后挡板前，右手抓住挡板边缘，左脚踩在轮胎上，右脚蹬住车厢底板，翻了上去。他翻上去的动作还是那么干净，但他的左手没有用——不是不想用，是用不了。他的左手在演练中被段景林的人扭了一下，手腕肿了，肿得不厉害，但用不上力。他翻上去之后，坐在车厢最里面的角落，背靠着驾驶室的后壁，闭上眼睛。
段景林第二个上车。他走到同一辆卡车的后挡板前，没有翻，他用手撑了一下，没有撑上去，他的手臂没有力气了。他站在那里，看着车厢底板，看了大概两秒，然后赵旷从后面走过来，一只手托住他的腰，把他往上送了一下。段景林上去了，他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谢谢。他走到岳鸣旁边，坐在他旁边，背靠着车厢侧板。他坐下去的时候，腰椎发出了一声很轻的咔嚓声，他的眉头皱了一下，然后松开了。
人一个一个地上来了。没有人推，没有人挤，没有人喊“快点”。所有人都没有力气做这些事情。他们像被潮水冲上岸的贝壳，一个接一个地，安静地，沉默地，躺进了车厢里。
常小北上车的时候，他的右脚踩在轮胎上，轮胎的橡胶是软的，他的脚踝在用力的时候疼了一下，他的膝盖磕在了后挡板上，李闯在他后面，一只手抓住他的腰带，把他提了上去。常小北上去之后没有找位置，他直接坐在了车厢底板上，就在后挡板旁边，因为他不想再走路了。他的右脚伸直了，左脚弯着，头盔放在两腿之间，双手搭在头盔上，下巴搁在手背上。
周锐上车的时候，他的手里攥着一个东西——半块压缩饼干。不知道是谁给他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给的，他攥着它，没有吃。他上车之后在车厢里找了一个位置，靠着常小北坐下来，把那半块压缩饼干掰成两半，一半递给常小北，一半塞进自己嘴里。常小北接过那半块饼干，看了两秒，塞进嘴里。两个人嚼着饼干，没有人说话。饼干太干了，碎屑从嘴角掉下来，落在作训服的胸口上，像一小片一小片的雪花。
丁浩最后一个上车。他上车之前站在基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他看的不是基地，是基地后面那条路——那条通往林区的路，那条他们今天凌晨走过的路。他看着那条路被晨光照亮，路面上的车辙和脚印在光线里变得清晰，像一幅用炭笔画在灰布上的画。他看了两秒，转身上车。
三辆卡车发动了，引擎的声音从低沉的怠速变成了一种更有力的、更有节奏的轰鸣，排气管喷出的白烟更浓了，在车后面拖出一条长长的、白色的尾巴。卡车从基地门口出发，上了公路。公路是柏油的，两车道，路面上有裂缝，裂缝里长着枯黄的草。路两边的树是杨树，叶子快落光了，剩下的几片叶子在风中翻动，叶背是银白色的，在阳光里闪一下，暗一下，闪一下，暗一下。
车厢里的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说话不是因为不想说，是因为车厢的颠簸让说话变成了一件很费力的事情——你要在颠簸的间隙里把一句话说完，你要在下一波颠簸到来之前把嘴巴闭上，不然牙齿会咬到舌头。所以没有人说话。
有人睡着了。不是那种慢慢闭眼、慢慢进入梦乡的睡着，是那种在某个颠簸的瞬间，眼睛突然就闭上了，头一歪，身体一软，像一台被人拔了电源的机器。有人靠着车厢侧板，有人靠着旁边的人，有人靠着沙袋——沙袋还在车上，他们背着沙袋上车了，上车之后把沙袋解下来放在脚边，然后靠着它睡着了。沙袋的形状刚好贴合人的脊柱曲线，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把沙袋堆成了那个形状。
常小北靠着李闯的肩膀睡着了。他的头盔在李闯的肩膀上硌出了一个印子，李闯的肩膀上全是骨头，没有多少肉，头盔的硬壳硌着骨头应该很疼，但常小北没有感觉，他太累了，疼也感觉不到了。李闯没有推开他，他坐在那里，睁着眼睛看着车厢外面的田野。田野是灰褐色的，庄稼已经收了，地翻过了，土坷垃在阳光里是深褐色的，一垄一垄地排列着，像一道道被梳子梳过的头发。
三十公里，卡车开了大概四十分钟。不是因为路不好，是因为路太好了——好到司机会犯困，马振东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每隔几分钟就偏头看一眼司机，确认他没有睡着。司机的眼睛是睁着的，但瞳孔是散的，他在用一种介于清醒和睡着之间的状态开车，马振东不敢让他开太快。
小镇出现在公路的尽头。不大，大概几百户人家，房子多数是两三层的小楼，外墙贴着白色或米黄色的瓷砖，屋顶是红色的或者蓝色的彩钢瓦。镇子中间有一条主街，街道两边有商店、餐馆、药店、农资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