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议毕。
诸候王和中外两朝公卿、列侯、宗室大臣退殿。
丞相公孙弘留了下来。
望着霞光中逐渐消失的王公背影，刘据从御座而下，公孙弘立刻就要起身，却被阻止了，“老相国，坐下说。”
绛伯为刘据搬来了绣墩，君臣对面而坐，刘据率先开口道：“参政议政王大臣的设立，寡人希望老相国不要误会。
的确是为了削弱相权。
但不是针对公孙弘。
“臣没有误会。”
公孙弘摇摇头，混浊的目光中时常有精光闪铄，发自内心道：“从古至今，君权和相权，或者与公卿大夫的权力，在博弈，在搏斗，流血事件时有发生，上君能做到这种地步，臣已是感激涕零、铭感五内了。”
这个人间，是个巨大的矛盾体。
君主专制需要官僚组织提高统治效益，但又排斥其自主性，这就导致了矛盾产生。
君权多代表个人私利，相权多代表官僚组织整体利益，两者在利益分配和政令制定上，往往存在重大分歧。
在施政重点上，君主倾向于个人意志，而丞相及其官僚组织从整体利益出发，制约或矫正君权。
有人的地方，就有私心。
君主希望乾坤独断，而丞相希望官僚组织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是制衡皇权。
历朝历代的君主、丞相、公卿大夫始终在为各自的权力斗争，君臣的权力，一直是“此消彼长”的态势。
成为大汉丞相的数年间，公孙弘的感受越来越清淅，帝国需要集权，也需要一名君主能主宰大汉，拖着朝廷走向更远。
分歧，只会导致混乱，混乱，只会导致灭亡。
当然，大汉帝国不需要陛下那般穷奢极欲的“独夫”。
要的是上君这样运筹惟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圣主贤君。
“不过，臣要提醒上君，过度削弱相权，反而会导致国家政务、军国大事处理缓慢，如果分权过细，自我消耗，长此以往，帝国必将积弱积贫。”公孙弘缓缓说道。
相权可以削弱，如上君在丞相府增添了两位参政议政王大臣，这样，丞相政务不当时，王大臣便能提出异议，这是很好的。
但如果在廷议上，上君同意了城阳十王都为参政议政王大臣，过多的人参预国事，反而就不好了。
人多，想法就多，考虑的事情就多，你不满意我的想法，我也不同意你的提请，一来二去，该办的事、不该办的事都没办法办，党同伐异，彼此消磨，国事便耽搁了，帝国也会往弱、贫的方向滑坡。
刘据点点头，“寡人明白。”
公孙弘尤豫了下，叹了口气道：“上君心中，或许有对相权变革的草案准备了吧？”
刘据一惊，倒也没有隐瞒，再次点点头，“寡人从未予人言，不成想被老相国看出来的，相国大智慧也。”
“秦法吏所创之制，为我汉法吏所效仿，但我汉君并非秦君，今日之天下，也非昨日之秦廷，过去引以为绝制的创制，今朝便显得不足了，上君远见卓识，想为之改动，臣以为没有不妥，但要慎之又慎。”公孙弘郑重道。
现行制度，脱不开秦制，而秦制是秦相李斯根据始皇帝所定制。
以郡县一治为根基，以集权求治为宗旨，以施政治民为侧重，以治权集于中央为轴心，从上到下创建的一套完整施政体系。
这一施政体系分为四级，层层辖制，从皇帝宫殿到村畴乡野，一体纳入治道。
简言之，中央决策以皇帝为中心，中央政务以丞相为轴心，地方施政交托郡守县令，乡官基层交给民治。
如上四大体系，非但在战国末世堪称宏大奇迹，即或在今日、未来看去，永远不会过时。
帝国对施政体系的四层级分割——国、郡、县、乡，能让前人、今人、后人叹为观止。
但是，秦始皇帝嬴政、大秦法相李斯却忽略了个最关键的问题。
稳定！
以法家思想治国，崇尚以暴制暴的秦廷君臣，没能及时转变帝国纲领，再加之对惹是生非的六国馀孽太过宽容，使得始皇帝一死，大秦立时大乱。
秦廷得了“暴秦”之名，秦始皇帝也成了“暴君”、“独夫”。
上君、卫青、霍去病、他、张汤的君臣组合，可以在本朝推行任何可行的制度，也可以用任何思想作为治国纲领，五人之中，只要有一人尚在，大汉就亡不了。
问题是，五人相继百年之后，大汉会不会重蹈秦廷复辙。
上君意欲对四大施政体系中的关键位置，上接君意，下领臣民的相权变革，稍有不慎，就可能埋下亡国的祸根。
上君要在稳定的基础上，显著纲纪，改动相权，如果影响了稳定，那不如不改。
昙花刹那芳华再美，也不如牡丹长久国色天香。
刘据躁动的心缓和了许多，认可道：“老相国所言极是。”
“臣老了，入夏以来，时常觉得倦怠无有精神，身体沉沉，恐将一日一睡不醒。”
公孙弘述说着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