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稳定住摇摇欲坠的局势，并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治国方法，最终让天下恢复安宁祥和的景象。古代的圣人治理国家，都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制定合适的制度，不会强迫人们做力所不能及的事，也不会不切实际地追求虚名。就像孔子，面对叶公问政，他谈的是如何吸引远方的人归附；面对鲁哀公，他讲的是怎样治理百姓；面对齐景公，他说的是要注重礼仪。这不是孔子的观点前后矛盾，而是因为这些君主面临的紧迫问题不一样。但现在的人太死板，死守着老规矩，迷信占卜预测，根本不懂得要根据实际情况变通治国之法。他们只相信听来的那些看似很厉害的大道理，却不重视眼前真实发生的问题，跟这种人根本没法讨论国家大事！所以，就算有人提出的建议非常正确，符合治国之道，也经常会被打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顽固的人不懂得顺应时代变化，只习惯按老一套做事，喜欢安于现状，只知道说“按老规矩来”。还有些稍微有点见识的人，为了名声和权力，嫉妒比自己有才能的人，只要计策不是出自自己之手，就想尽办法反驳。人多嘴杂，正确的建议就这么被抛弃了，就算是古代像稷、契那样的贤才重生，在这种环境下也会处处受限，这就是为什么有见识的人的好想法总是没办法实施的原因。
崔寔还说，一般来说，治理国家的人，如果没有特别高尚的品德和智慧，采取严厉的手段反而能把国家管好，太过宽松就容易出乱子。怎么证明呢？就说近代的汉宣帝，他清楚做皇帝的道理，明白怎么治理国家，所以用严厉的法律和刑罚，把那些奸邪之人吓得不轻，结果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因此他的政绩比汉文帝还要好。可是汉元帝即位后，实行宽松的政策，最后导致国家越来越弱，皇帝的权力也慢慢丧失了，汉朝的衰败就是从他这儿开始的。从这两位皇帝的做法和结果，就能看出治国方法的重要性。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夸奖齐桓公、晋文公，称赞管仲的功劳，难道孔子不推崇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吗？当然不是，孔子其实是在强调要懂得变通，要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国家的问题。圣人都能随着时代变化调整治国策略，可普通人就是不懂得变通，总以为用上古时期结绳记事的方法，就能解决秦朝那样的乱世；觉得跳几支舞，就能解除像平城之围那样的军事危机。这就好比熊经鸟伸（古代的一种健身方法）虽然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但治不了伤寒；呼吸吐纳虽能养生，却不能用来接骨。治国就跟治病救人一样，国家太平的时候，要用道德教化来滋养；国家混乱的时候，就得用刑罚来整治。刑罚就像是治病的猛药，用来对付混乱局面；道德教化则是滋养身体的美食，适合在太平时期推行。要是用道德教化去对付坏人，就像拿美食治病，根本不管用；反过来，用刑罚治理太平盛世，就像拿药当饭吃，肯定会出问题。
现在国家继承了前代留下的各种弊端，又赶上不好的时候，好几代人下来，政策都太宽松，对国家的治理就像松开了缰绳。马没了嚼子，拉车的马四处乱冲，国家的发展道路就充满了危险，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拉紧缰绳、加固车辕，先把混乱的局面稳定下来，哪还有时间去讲究那些细枝末节！就说汉文帝吧，虽然废除了肉刑，但把该斩右脚的人直接判了死刑，挨板子的人也经常被打死。所以汉文帝其实是靠严厉的手段实现了天下太平，而不是靠宽松的政策。
崔寔是崔瑗的儿子。山阳有个叫仲长统的人，看过《政论》这本书后，就感叹说：“只要是当皇帝的，都应该把这本书抄一份，放在自己座位旁边，随时读一读。”
司马光针对崔寔在《政论》里觉得汉朝法律太宽松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按常理来说，汉朝的法律已经够严苛了，可崔寔还觉得不够，他为啥会这样想呢？主要是因为到了汉朝衰落的时候，皇帝大多性格软弱，也没啥主见，而那些在朝廷辅佐皇帝的大臣也昏庸无能，只知道无底线地宽容。结果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宠臣犯了罪，却不用接受惩罚；那些蛮横狡猾的老百姓违法乱纪，也没得到应有的制裁。皇帝的仁爱和恩惠，只是暂时地给了表面上的好处，根本没解决实际问题，反而让那些坏人越来越嚣张，国家的法律和秩序也彻底乱套了。所以啊，崔寔在文章里说的那些话，其实只是为了纠正当时社会的一些歪风邪气，只能用来解决汉朝当时的问题，并不是说放之四海、历经千年都适用的真理。就像孔子说过的：“要是国家的政策太宽松，老百姓就会对法律和规矩不当回事，这时候就得用严厉的手段来整治；但要是手段太严厉了，又会让老百姓受到伤害，那这时候就得再放宽政策。用宽松的政策来调和严厉的手段，用严厉的手段来补充宽松的政策，这样一松一紧、宽严结合，国家的政事才能顺利和谐地发展下去。” 司马光认为，孔子说的这个宽严相济的道理，才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治国真理。
闰月庚午日这天，任城节王刘崇去世了，因他没留下子嗣，所以封国就被废除了。
随后，朝廷任命太常黄琼为司空。
这时，桓帝想要好好褒奖一番梁冀，就把中朝级别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都召集起来，让大家商量该给梁冀什么样的特殊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