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之意，承诺会“认真研究”廖奎的建议，并尽快“向上反映”，然后便礼貌地告辞离去。
送走官员，廖奎站在会议室窗前，望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沉默了片刻。高飞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支烟，自己却没点。
“感觉怎么样？”高飞问道，声音平淡。
“热情，但隔着层东西。”廖奎接过烟，在手指间转动着，没有点燃，“像是隔着玻璃烤火，能感受到温度，却触碰不到实质。”
高飞扯了扯嘴角：“正常。他们手里的框框条条太多，迈错一步都是责任。能对你这么客气，已经算是开明了。”
下午，高飞陪着廖奎走出了东方宾馆，融入了广州的街头。
阳光正好，街道上人流如织。他们沿着骑楼下的走廊漫步，两侧的商铺大多还是国营或集体性质，玻璃柜台后面陈列着有限的商品。副食品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手里紧紧攥着各种票证——粮票、油票、肉票，耐心等待着购买定量的生活物资。布店里，色彩单调的棉布、的确良是主角，偶尔有一两块鲜艳的料子，便引得不少人驻足。
廖奎的目光扫过那些排队的人群，掠过柜台里品类匮乏的商品，脑海里不禁浮现出香港湾仔超市里琳琅满目、任人选购的景象，以及太平山顶别墅中充裕甚至奢华的生活。这种对比是如此鲜明而刺眼。他想起了当年在北大荒第七农场时，同样为了一点点生活必需品而精打细算、四处寻觅票证的日子，那种深入骨髓的“短缺”记忆，此刻被眼前的场景再次激活。
然而，在这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之下，他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脉动。在一些不那么起眼的街角，有老太太摆着小竹篮，里面放着几个鸡蛋或一小捆蔬菜；有修鞋、补锅的手艺人自顾自地忙碌；偶尔还能看到有人揣着明显是“外来”的电子计算器或塑料玩具，低声与人交谈，旋即分开……这些细微的、野草般的商业活动，在政策的缝隙中顽强地生存着，透露出这片土地上人们追求更好生活的本能与智慧。
“买东西还是要票啊。”廖奎仿佛自言自语般感慨了一句，“这么多年，好像变了很多，又好像有些东西没变。”
高飞在一旁默默听着，他知道廖奎在农场苦过，理解这种感慨。他顺着廖奎的目光看去，看着排队的人群和那些隐秘的交易，澹澹道：“票证是规矩，是保障，也是束缚。底下这些……是活路。上面在喊解放思想，下面在找活路，这中间，就是你现在感觉到的这种……温差。”
“理念的温差。”廖奎轻声接上了高飞的话。
他深刻地体会到，这种“温差”不仅仅存在于会议室里官员的谨慎与他的设想之间，更弥漫在整个城市的空气中，存在于那宏伟的计划指标与百姓日常的斤斤计较之间，存在于那统一的调配与野生的活力之间。他要带来的技术、资本和模式，就如同试图融入这片巨大温差体系的一股新的暖流，最终是会被同化、被冷却，还是能逐渐催生出新的变化，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羊城的春日，阳光温暖，但穿行在骑楼的阴影与阳光交替之中，廖奎清晰地感受到了那无处不在的、源于不同思维和体制的“温差”。这比气候的冷暖，更让人深思。他知道，接下来的路，需要更多的耐心、智慧和适应。
在广州盘桓数日，初步接触了外经贸系统的官员，感受了南国门户在计划与市场夹缝中的独特气息后，廖奎问高飞：“下一站，我们去哪里？”
高飞正对着车窗，用一块软布仔细擦拭着他那副老花镜，头也没抬，简洁地吐出两个字：“上海。”
没有多余的解释，但廖奎瞬间明了。上海，这座曾经的远东第一都市，中国的工业摇篮和科技重镇，即便在特殊的年代里，其深厚的工业基础、人才储备和技术底蕴，依然是国内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他的技术“见面礼”，在那里或许能找到更知音、也更具实践意义的对话者。
五月五日傍晚，他们乘坐火车抵达了上海。站台上人流汹涌，空气里混杂着蒸汽机车的煤烟味、人们的汗味和江南特有的潮湿气息。走出宏伟的上海站，眼前的景象与广州又有所不同。街道更加宽阔，西式风格的建筑与中式里弄交织，尽管同样布满岁月的痕迹和时代标语，但一种沉淀的、曾经辉煌过的工业文明气场隐隐可感。行人的步伐似乎更快，衣着虽仍以蓝灰为主，但款式和整洁度上，依稀能瞥见一丝昔日的考究遗风。
接下来的两天，在高飞的安排下，廖奎以“廖月生”的身份，拜访了位于市区的一所重要的冶金研究所。接待他们的是研究所的一位副所长和几位头发花白、神色严谨的老专家，以及几位眼神中带着求知欲的年轻技术骨干。会议在一间墙壁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画像、桌椅陈旧但擦得干净的会议室里进行。
寒暄过后，话题很快切入技术层面。廖奎能感觉到，相较于广州官员对“计划”和“外汇”的敏感，这里的科研人员更关注他“带了什么技术思路回来”。
“廖月生同志，听说你在香港从事电子行业，对材料方面也有研究？”一位姓吴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