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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强懊悔地说：“如果我们当时扩大监控范围，也许能提前发现。但现实是，直到2019年12月张坚跳楼，我们才知道这个案子的存在。”
陶成文记录：“所以第一个教训是：新型诈骗会针对‘新类型目标’，而警方的预警系统往往基于历史数据，存在滞后性。”
时间轴推进到2019年1月15日，张坚与“林副组长”的第一次见面。
（三）张斌的记忆碎片：父亲开始变化的那个冬天
张斌走到时间轴前。他手中拿着父亲的日记本——那是案发后从张坚办公室抽屉里找到的，记录了从2019年1月到11月的片段。
“2019年1月15日，我爸在日记里写：‘今天见了省里的林组长，人很和气。说有人举报我，但他相信我清白。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另一块石头又悬起来了。’”
张斌的声音很平稳，但握日记本的手指关节发白：
“那时候我正在准备考研，每天泡在图书馆。我爸每周给我打一次电话，总是说‘好好复习，别担心家里’。我后来才知道，从1月开始，他每个月要为我妈的透析多付3000块自费药钱——医院新引进了一种进口药，效果好但医保不报。”
曹荣荣轻声问：“你当时察觉到他的压力了吗？”
“没有。”张斌摇头，“我爸很擅长隐藏压力。他唯一的变化是打电话时话变少了。以前他会问我复习进度、食堂伙食、宿舍冷不冷。那段时间，他总是说几句就匆匆挂断，说‘爸爸还有工作要忙’。”
鲍玉佳调出数据：“根据张坚的通话记录，从1月到3月，他给儿子打电话的平均时长从12分钟减少到4分钟。同时，他接听‘林副组长’电话的时长从最初的几分钟，增加到每次30分钟以上。”
沈舟分析：“危暐在系统性地挤占张坚的社会支持时间。当一个人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与诈骗者的‘解决问题’上，他对真实社会关系的投入就会减少。”
张斌翻到日记的下一页：“2月3日，除夕。我爸在日记里写：‘林组长说春节后可能有好消息。儿子考研成绩快出来了，希望都能好。’”
“那时候他已经开始相信‘林组长’能带来‘好消息’。”马文平说，“春节这个时间点很关键——传统节日强化了‘关系’和‘人情’的概念。危暐选择在春节前后加强联系，是在利用文化心理。”
视频里的危暐承认：“是的。春节期间我以‘拜年’为由，给张坚寄了一盒茶叶和一张500元的购物卡。礼物不贵重，但打破了纯粹的公务关系，向‘朋友关系’过渡。张坚后来在日记里写‘林组长这人讲究’，说明这个策略成功了。”
魏超冷冷地说：“用500块钱，撬动了2300万。”
时间轴推进到2019年3月，张坚妻子病情恶化。
（四）曹荣荣、沈舟的心理分析：当软肋被精准刺中
曹荣荣站起来，走到3月的时间节点。墙面上投影出她当年做的心理重建图：
“2019年3月，张坚妻子被建议考虑肾移植。这是整个诈骗案的第一个关键转折点。”
她调出张坚那段时间的日记内容：
“3月12日：医生说要尽快做移植，等不起。费用至少50万。”
“3月15日：林组长说他认识省医院的专家，可以帮忙排队。”
“3月20日：林组长说肾源有着落了。老天保佑。”
沈舟补充医学背景：“尿毒症患者的家庭通常处于长期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中。当出现肾移植这种‘一次性解决希望’时，患者家属会产生强烈的‘孤注一掷’心理。这时理性判断力会大幅下降。”
“危暐精准地抓住了这个时间窗口。”曹荣荣说，“他先给希望（有肾源），再设门槛（需要预付款），最后提供‘解决方案’（可以通过‘特殊渠道’申请补助）。三步下来，张坚已经被完全套牢。”
视频中，危暐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这是我从kk园区一个案例中学到的。那个案例中，诈骗者假装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一个白血病患儿的家长承诺‘国际医疗援助’，骗走了60万。我改进了这个方法：不直接要钱，而是先建立权威和信任，再让受害者‘主动求助’。”
付书云问：“你当时有想过张坚妻子的生死吗？”
长时间的沉默。
“没有。”危暐最终说，“在我的认知框架里，那是‘实验条件’的一部分。我需要一个持续的压力源来观察张坚的决策模式变化。他妻子的病情是完美的压力源。”
张斌闭上眼睛。五年了，听到这些话依然会让他胃部痉挛。
程俊杰调出当时的通讯分析：“在3月的通话中，危暐使用了大量‘我们’‘一起想办法’‘组织上会关怀’等词语，强化了‘共同体’错觉。同时，他故意让对话显得‘艰难’——比如假装需要‘向上级争取’‘走特殊流程’，这让张坚感到自己是被‘特殊照顾’的，从而产生感激和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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