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长’身份，但每次危暐都提前拦截，提供看似真实实则伪造的验证信息。
4 社会剥离维度：我们分析了张坚2019年的社交数据。线下社交活动减少78，线上社交减少92。唯一保持联系的是‘林副组长’。危暐通过制造‘同事举报’事件、暗示‘单位内部有眼线’、提供‘特殊保护’，让张坚主动切断与其他人的联系。
5 心理崩溃维度：张坚的手机浏览记录显示，从2019年10月开始，他频繁搜索‘自杀方法’‘如何不痛苦地死亡’‘死后家人怎么办’。危暐监控了这些搜索，但没有干预，反而在11月加大了催款压力。根据通讯记录分析，张坚在最后一个月出现了明显的认知功能下降——语言碎片化、记忆错误、时间感知混乱。”
程俊杰补充神经科学视角：“从危暐的脑成像数据反推，他在设计这些操控时，动用了极强的执行控制功能（dlpfc）和逻辑推理能力，但关闭了共情相关脑区。这是一种典型的‘冷认知’犯罪模式——不是激情犯罪，而是精密计算后的持续性伤害。”
梁露展示了一组对比数据：“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把危暐操控张坚的时间线，和他自我测试中道德决策的神经数据做对比，发现一个矛盾点：他在测试中表现出强烈的规则遵循倾向（如‘司机困境’中拒绝主动转向），但在现实中却系统性地违反规则。这说明他的道德框架存在‘情境切换’——在抽象思考时遵循规则，在具体操作时为了‘实验目的’可以轻易打破规则。”
沈舟总结：“所以他在法庭上可能会辩称：张坚案是‘实验’而非‘诈骗’。但法律不会接受这种辩词，因为实验必须遵循伦理准则，获得知情同意，而他显然没有。”
“而且，”陶成文说，“实验不会导致被试死亡后还继续收集数据。张坚死后，危暐还在分析他的行为数据，这已经超出了任何伦理底线。”
第二轮回忆让数据证据更加坚实。每一个诈骗步骤都有电子痕迹佐证，形成无法辩驳的证据链。
（四）第三轮回忆：曹荣荣、鲍玉佳、沈舟还原心理演变
曹荣荣走到时间线前，用蓝笔画出心理转折点：
“从发展心理学角度，危暐的心理演变有四个关键阶段：
阶段一（1998年前）：正常社会化阶段
成绩优异，相信努力和规则，虽然家庭贫困但仍有基本的信任感。母亲停药为他买参考书，他感受到的是爱和牺牲，但也埋下了‘爱必须用牺牲换取’的扭曲认知。
阶段二（1998年夏天）：信任崩塌与认知重构
被老师欺骗、被罪犯盯上、被体制忽视。三连击让他得出结论：‘善意都有价格，规则保护强者，弱者只能自救。’他开始用‘计算’替代‘信任’，用‘逻辑’替代‘情感’。
阶段三（2017-2018年）：道德脱离的完成
母亲去世，临终目光被他解读为‘情感勒索’（后来修正为‘担忧’）。为处理这种认知失调，他系统性学习了道德脱离技术。去kk园区既是赚钱，也是寻找‘人性实验室’——他想亲眼看看，普通人变成恶魔需要多少步骤。
阶段四（2019-2022年）：实验者的自我矛盾
张坚案是他道德脱离技术的顶峰应用，但张坚的死和最后短信让他产生了‘模型缺陷’的认知。菲律宾社区是他试图测试‘反向操控’——用同样的智力去建设而非破坏。脑成像检查是他试图从神经层面理解自己的变化。”
鲍玉佳补充细节：“在整理老宅物品时，我们发现了他中学时代的日记。1998年7月16日——绑架未遂第二天，他写道：‘如果善良意味着被欺负，聪明意味着被利用，那么我宁愿选择成为欺负者和利用者。至少那样，痛苦是别人的。’”
“这是关键的认知转折。”沈舟说，“但他没有真的成为街头混混或普通罪犯，而是成为了‘高智商犯罪者’。因为他保留了对知识和逻辑的尊重，只是剥离了道德约束。”
曹荣荣提出一个关键问题：“那么，从心理上，他现在处于什么状态？脑成像显示他在变化，但变化到什么程度？”
鲍玉佳调出最新的分析报告：“过去三个月，我们通过他的律师（经他同意）对他进行了三次远程心理评估。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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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层面：依然高度理性，但开始承认‘情感变量的不可控性’。他写道：‘我过去认为情感是可以计算和操控的变量，但现在发现，情感会反弹，会产生意外后果，包括我自己正在体验的那些陌生感受。’
情绪层面：依然淡漠，但对‘建设性行为’的积极体验在增强。他主动询问菲律宾社区的近况，得知社区运行良好时，评估记录显示‘受访者呼吸节奏变缓，语气中出现轻微积极语调’。
道德层面：依然缺乏内疚感，但开始理解‘内疚的社会功能’。他说：‘内疚可能不是道德的本质，但它是维持社会合作的必要心理机制。我缺乏这种机制，所以我的行为会对社会系统造成破坏。’”
沈舟说：“所以，他在认知上理解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