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间点：避开审计周期，选择张坚情绪相对稳定的时段，甚至在转账后立即安排‘李主任’的安抚通话。整个九个月，像一部精心编排的戏剧，每个场景都在最佳时间点上演。”
梁露负责的是“社会影响数据”部分：“危暐团队在能源局内部安插的两名‘观察员’，每周提交的报告详细到令人发指。比如，‘目标科室本周茶水间闲聊次数下降30，话题从家庭转向工作风险’；‘年轻科员小李在听到张坚名字时出现明显回避眼神’；‘科室内部文件传阅签名时间平均延长12个工作日’。”
她停顿了一下：“这些数据，后来都成了危暐论文里的‘社会信任弹性系数’‘组织防御性反应阈值’等学术概念。而制造这些数据的，是活生生的人的痛苦和恐惧。”
三个人讲完后，会议室里有一种近乎窒息的沉默。
因为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事实：张坚案不是传统的诈骗，是“人性工程学”的一次精密实践。而实践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更多的数据，为了验证理论，为了发表论文，为了学术声誉和商业利益。
在这个链条里，张坚和他的痛苦，只是原材料。
（六）沈舟与魏超的记忆：跨国网络的冰山一角
沈舟和魏超代表的是更广阔的视角——跨国犯罪网络。
“张坚案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沈舟调出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的地图，上面标注了七个红点：云海市、缅甸kk园区、新加坡、瑞士苏黎世、开曼群岛、迪拜、还有一个未知地点。
“这是我们目前掌握的‘社会工程学攻击网络’节点。”沈舟说，“苏黎世是理论源头——伯格教授的学术网络；开曼群岛和迪拜是资金枢纽；新加坡是洗钱中转站；缅甸是人体实验基地；云海市是……实地试验场。”
魏超补充行动细节：“我们抓捕顾明远时，在他的加密硬盘里发现了一份‘全球试验场候选名单’。除了云海市，还有另外五个城市：两个在亚洲，两个在欧洲，一个在南美。选择标准包括：‘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信任模式并存’‘有可利用的系统漏洞’。”
林奉超从国际刑警角度确认：“这确实是一个跨国的犯罪-学术复合体。伯格教授生前领导了一个名为‘社会架构研究会’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包括学者、前政府官员、企业家。他们以‘研究社会信任’为名，实际上在进行非伦理的社会实验。”
陶成文问：“最终目的是什么？”
“根据伯格教授未发表的手稿，他的终极目标是‘设计出最优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林奉超翻看着翻译稿，“他认为现有社会过于依赖‘低效的情感信任’，应该用‘高效的计算信任’取代。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先证明现有信任系统的脆弱性——所以有了张坚案这样的‘压力测试’。”
苏念在安全屋轻声说：“所以，张坚被选中，不是偶然。他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传统体制内‘忠诚信任’的符号。摧毁他，就等于摧毁了这种信任模式的合法性。”
这个认知让所有人感到脊背发凉。
张坚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不仅是家庭的悲剧，而是一场针对某种社会信任模式的“定点清除”。
（七）下午六点：记忆拼图的最后一块——危暐的自我解剖
下午六点整，雨下得更大了。
指挥中心与看守所的视频再次接通。危暐坐在镜头前，他的面前摊开着厚厚一叠纸——那是他过去三天在看守所里写的忏悔录，已经写了超过两百页。
“你们刚才的讨论，狱警转述给我了。”危暐开口，声音平静得异常，“你们拼出了张坚案的几乎全貌，但还缺最后一块——设计者的心理轨迹。我想，我有义务补上这一块。”
陶成文点头：“你说。”
危暐开始讲述，这次不再是学术化的分析，而是近乎残忍的自我解剖。
第一阶段：兴奋的剥离（2018年8-10月，设计阶段）
“设计张坚案时，我是兴奋的。那种兴奋，类似于数学家看到一道完美待解的难题。我把张坚的所有数据输入模型，看着模型输出‘最佳操控方案’，感觉自己在创造艺术——一种基于人性规律的操控艺术。”
“那时我会刻意回避一个问题：张坚是个活人。我在笔记里把他称为‘目标’，在团队会议上说‘实验体’。这种语言上的剥离，帮助我保持冷静。”
第二阶段：短暂的道德刺痛（2018年11月，第一笔转账后）
“第一笔20万转出后，我调取了张坚的监听录音。他那天晚上在办公室自言自语：‘这不算贪污吧……这是任务……’声音里有明显的挣扎。我听了三遍，然后标记为‘道德认知重构初期，符合预期’。”
“但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在想，如果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然后我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更大的善——等实验成功，我们能优化社会信任系统，救更多的人。这个想法让我重新入睡。”
第三阶段：麻木与自我欺骗（2019年1-5月，骗局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