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中心。
陶成文召集全体核心成员，进行一场特殊的情报分析会。大屏幕上不再是倒计时，而是张坚案的完整时间轴，从2018年8月靶点筛选到2019年8月资金转移完成。
“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这个案例。”陶成文说，“危暐的模型正在用真实社会矛盾攻击我们。要有效防御，必须彻底搞懂他的攻击逻辑——为什么张坚案能成功？为什么2300万骗局能持续九个月而不被发现？这个案例暴露了我们社会系统中哪些致命的脆弱点？”
沈舟调出一份新的分析报告：“技术组和心理学顾问团队合作，对张坚案进行了‘社会病理学切片分析’。我们发现了七个关键脆弱点，每个点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危暐的攻击目标。”
他点击屏幕，第一个脆弱点出现：
1 意义饥饿与权威饥渴
“张坚四十九岁，工龄二十五年，副科长干了十五年未晋升。”沈舟播放一段危暐笔记，“危暐写道：‘目标处于职业意义枯竭期，对‘被需要’‘被重视’有强烈渴望。这是引入崇高叙事的最佳入口。’”
付书云在视频连线中补充：“审讯张坚时，他反复说‘李主任说国家需要我’。这句话背后，是一个中年男人对自身价值被肯定的深度渴望。我们的社会系统是否给基层工作者提供了足够的价值感反馈？还是让他们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中，逐渐感到自己‘无关紧要’？”
苏念在安全屋发言：“当一个人感觉自己在系统中无足轻重时，一旦出现一个让他感觉‘很重要’的机会，他很容易飞蛾扑火。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系统需要补强的环节。”
2 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失衡
第二个脆弱点出现。程俊杰调出能源局当年的审批流程图：“张坚案暴露了一个问题：正常审批流程复杂缓慢，但‘特事特办’通道存在且缺乏监督。当紧急情况出现时，人们会本能地选择捷径。危暐利用了这一点——他伪造的‘国家安全紧急任务’，正是利用了‘结果正义优先于程序正义’的心理。”
梁露补充：“更可怕的是，这种‘走捷径’文化在很多单位都存在，甚至被默认为‘灵活处理’。张坚一开始并不觉得自己的操作有多离谱，因为周围有类似先例。只是他遇到的‘先例’是精心设计的陷阱。”
3 信任的惯性依赖
“张坚对‘红头文件’‘部委领导’的信任，是体制内多年形成的条件反射。”张帅帅调出伪造文件的细节，“危暐团队花了大力气伪造这些权威符号，因为他们知道，对很多人来说，符号本身就能触发信任。这种信任惯性降低了核查意愿——张坚打了那个伪造的部委总机号码，听到‘确有此文号’的录音答复后，就再没深究。”
鲍玉佳想起社区里的老人：“很多老百姓对‘政府文件’‘专家说法’也有类似的信任惯性。危暐的谣言模板里，大量使用‘内部文件泄露’‘专家匿名爆料’这样的符号，就是在利用这种惯性。”
4 孤立化攻击与信息茧房
第四点由曹荣荣分析：“危暐把张坚完全孤立起来操作。‘李主任’要求他对所有人保密，包括家人。这制造了一个信息茧房——张坚接触的所有‘信息’，都是危暐团队精心筛选和伪造的。他没有机会从第三方获得验证或警示。”
孙鹏飞点头：“在社交媒体时代，算法也能制造类似的信息茧房。如果危暐的模型持续推送某一类负面信息，用户就会以为‘全社会都这样’，从而放大局部矛盾。”
5 沉没成本效应与自我合理化
马文平拄着拐杖站起来：“这是最阴险的一点。当张坚转了第一笔20万后，他就有了‘沉没成本’。转第二笔时，他会想‘已经转了一笔，如果现在退出，前面的白转了还可能暴露’。转第三笔时，他会开始自我合理化：‘我做的是对国家有益的事’。危暐在笔记中把这种心理称为‘认知失调的自我修复倾向’，并加以利用。”
魏超说：“很多诈骗案受害者也有类似心理——已经投了钱，宁愿相信项目是真的，也不愿承认自己被骗了。这是人性弱点，但骗术设计者把它变成了操控工具。”
6 恐惧的武器化
“伪造的‘境外威胁信’是压垮张坚的最后一根稻草。”付书云在视频里说，“这封信把张坚从一个‘可能犯错的人’，变成了‘国家安全的潜在危害者’。恐惧让他彻底失去了退出的勇气。危暐在笔记中写：‘恐惧是最有效的行为控制器，尤其当恐惧与道德污名结合时。’”
林奉超从国际刑警的角度补充：“这种‘恐惧+污名’的组合，在跨国诈骗中很常见。诈骗团伙会威胁受害者，如果报警就公布其隐私或诬陷其犯罪。张坚案是这种手法的升级版。”
7 系统性观察的缺失
最后一个脆弱点由陶成文总结：“张坚在九个月里进行了十七次违规操作，累计2300万，单位内部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异常？或者说，发现了但没有深究？这暴露了组织内部监督机制的失效。危暐在观察报告中特别标注：‘组织对异常行为的容忍度高于预期，信任冗余被过度消耗后才触发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