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突发情况的灵活性却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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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暐的那次诈骗，就像往一池清水中滴入了一滴强效腐蚀剂。它腐蚀的不仅仅是张坚个人，更是那个小环境中赖以高效运转的、基于人际信任和职业默契的‘润滑剂’。这种‘润滑剂’的蒸发，让机器变得僵硬、摩擦增大。而修复这种信任，需要的时间远比抓住一个骗子漫长得多，也困难得多。”
孙鹏飞的社会心理模型：
“付警官描述的现象，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上，可以称为‘系统内信任的局部崩塌与防御性僵化’。”孙鹏飞在基地分析道，“一个健康运作的集体，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冗余’和‘善意推定’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协作效率。当系统内出现通过滥用信任而成功的恶意行为（如诈骗、背叛），且未被及时有效遏制和修复时，其他成员会本能地调高‘威胁评估’级别，降低‘信任输出’。个体会变得过度警惕，倾向于用更复杂的规则和程序来保护自己，哪怕这牺牲了效率。系统整体则趋向于‘防御性保守’和‘规则崇拜’，因为规则虽然可能低效，但至少明确、可控，能将个人责任最小化。”
“危暐的骗局，精准地击中了这种‘信任冗余’。他利用并透支了张坚对‘系统权威’和‘同事善意’（他以为的‘上级’和‘任务’）的信任。骗局暴露后，这种透支的后果由整个系统承担——每个人都开始怀疑‘非常规指示’的真实性，怀疑‘同事’是否在利用信任谋私，甚至怀疑‘规则’本身是否足够严密。这种弥漫性的不信任，是比直接经济损失更难愈合的创伤。”
曹荣荣的个体创伤与代际传递：
“而张坚的家庭，是这种‘信任蒸发’在微观层面的集中体现。”曹荣荣的声音带着沉痛，“张坚的儿子，我们后来了解到，在父亲出事前，是个乐观、对未来有规划的青年。父亲被捕后，他承受的不仅是经济压力和社会歧视，更是一种根本性的认知崩塌——他曾经尊敬、视为榜样的父亲，一夜之间成了‘贪污犯’；他曾经相信的‘努力就有回报’、‘遵纪守法’的信条，在父亲‘为国家秘密工作’却被定罪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可笑。他变得沉默、多疑、愤世嫉俗，对任何权威和宏大叙事都抱持怀疑态度，人际关系疏离。这种创伤，可能会影响他一生的人际模式和对世界的看法。”
“张坚的妻子，则在病痛和羞耻中，不断反思自己是否‘没有管好丈夫’，陷入自责和抑郁。一个原本平凡但稳固的家庭三角支撑，彻底崩塌。这种家庭层面的‘信任蒸发’（对至亲的信任、对家庭未来的信心）所带来的绝望和疏离，其破坏力同样深远。犯罪行为的影响，就是这样通过直接受害者，像涟漪一样扩散到家庭、社交圈，最终渗入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层面。”
鲍玉佳听着，眼前仿佛浮现出张坚儿子那双可能变得冷漠而警惕的眼睛，和张坚妻子憔悴的面容。她又看了看画面中昏迷的“弦”。“弦”没有家庭吗？她在被危暐带走、被“园丁”折磨之前，又是谁的女儿，谁的姐妹，谁的朋友？她的消失和遭受的苦难，又会在哪些人的世界里引发怎样的“信任蒸发”和痛苦涟漪？
“所以，‘园丁’和‘暗线’所做的一切，”梁露轻声总结，“无论是‘逻辑瘟疫’对公共叙事和情感的冷却与解构，还是像对待‘弦’这样将人彻底工具化的实验，都是在更宏大、更系统的层面，制造‘信任蒸发’和‘意义蒸发’。他们试图瓦解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甚至人与自身生命体验之间的信任和意义连接。当这些连接被蒸发殆尽，剩下的就是一个易于操控的、原子化的、冰冷的‘理性零件’集合体。这才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秩序’。”
地下通道内一片寂静，只有远处隐约的水流声。付书云、马文平、程俊杰都感受到了这番话的重量。他们不仅仅是在逃亡和救人，更是在对抗一种试图从根本上“蒸发”人性温暖与连接的力量。
（三）通道尽头的选择与危暐的“安全层”
短暂的休整后，必须继续前进。通道在前方不远处再次出现岔路：一条继续沿着水流声方向，似乎更宽敞，但光线更暗；另一条向左拐，坡度向上，看起来更干燥，但更狭窄。
该走哪条？
“根据有限的旧城市管网图纸推测，”张帅帅在基地提供参考，“沿着水流方向的主通道可能最终汇入更大的城市排水主干管，出口可能在河道或某处泄洪口，位置可能暴露，且环境恶劣。向上的岔路可能通往某个老旧的地下设施出口，或者与地面的某个建筑连接，位置不确定，但可能更接近地表，环境相对较好。”
又是一次抉择。
就在这时，一直负责监控“弦”生命体征和脑电活动的程俊杰，忽然低呼一声：“等等！她的脑电波……又出现那种规律尖波了！和之前在炉子里的时候很像！”
果然，监护仪屏幕上，“弦”的脑电波形再次出现了一串短暂、规律的尖峰脉冲，随后快速平息。与此同时，她的右手食指，极其轻微地、似乎无意识地，指向了……左边的向上岔路。
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