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的父母，和两个看起来不过十岁左右的孩子——一男一女，男孩站在前面，笑得有些腼腆，女孩靠在母亲身边。那是危暐和他的姐姐。
老妇人示意他们坐。沙发是老式的弹簧沙发，坐下去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她自己搬了张小板凳，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保持着一种随时可以起身离开的姿态。
“他很久没回来了。”老妇人开口，目光没有焦点地看着地面，“以前还说寄钱，后来连消息都没了。那些人说他在外面做坏事，很大的坏事我不信。暐仔小时候，很乖的，成绩也好，就是就是不太爱说话。”
鲍玉佳坐在最边上，听着这些，手指微微蜷缩。她看着墙上照片里那个笑容腼腆的男孩，无法将他和kk园区里那个冰冷地分析他人痛苦的男人联系起来。
“阿姨，能跟我们说说，他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吗？”梁露拿出录音笔，轻声问，“随便说什么都行。”
老妇人像是陷入了某种遥远的回忆，眼神更加涣散。“他爸走得早，工地出事赔了点钱，不多。我一个人带他们两个。暐仔是弟弟，但从小就像个小大人，不用我操心。放学就回家，做作业，帮做家务。他姐姐活泼，爱玩，他就在家里看书，看很多书什么书都看。有时候我晚上醒来，看到他房间灯还亮着。”
沈舟和孙鹏飞交换了一个眼神。早期的高度自律和广泛阅读，与他后来构建复杂诈骗模型所需的知识储备和心智耐力，似乎能对上。
“他和同学处得好吗？”付书云问，职业病让她更关注社会交往模式。
老妇人摇摇头，又点点头：“没什么朋友。老师说他不合群，但也不惹事。有个有个邻居孩子，比他大几岁，总欺负他姐姐，有一次被他撞见，他他没跟人家打架，就是走过去，盯着那个大孩子看，看了很久，一句话不说。后来那孩子再也没敢欺负他姐姐。我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我告诉他，我知道他爸爸把工厂的工具偷回家卖，如果他不道歉，我就去告诉厂长。’”老妇人顿了顿，“那时候他才才十二岁吧。我听了心里发毛，说他不能这样。他说，‘妈，这是最有效的方法。讲道理没有用。’”
车厢里那种沉默的压抑感，再次弥漫在狭小的客厅。
十二岁。已经懂得识别他人的弱点，并冷静地利用它达到目的，且认为这是超越情感的“最有效方法”。这不再是简单的早熟。
“他和他姐姐关系好吗？”程俊杰问。
老妇人脸上掠过一丝更深的痛楚。“以前是好的。他护着他姐姐。后来后来他姐结婚，嫁到外地去了。很少回来。暐仔大学毕业后，有次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和他姐大吵一架。吵得很凶他姐哭着走了，再也没回来过。我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就在他房间里关了好几天。出来以后就好像变了一个人。更不爱说话，看人的眼神冷冰冰的。”
“您还记得，他们为什么吵架吗？”马文平追问。
老妇人努力回忆着，眉头紧锁：“好像好像是暐仔说他姐嫁的那个人不行，是图我们家的什么？说那人‘情感勒索’他姐。他姐不听，说他偏激，说他自己心理阴暗看谁都不好就吵起来了。具体记不清了。”
孙鹏飞的笔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识别‘情感勒索’说明他那时已经对人际操纵有相当敏锐的洞察。但试图干预姐姐的婚姻失败，可能加深了他对‘常规情感纽带无效’的认知，甚至可能激发出某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扭曲优越感和对亲密关系的彻底失望。”
“他后来有跟您联系过吗？比如离开联盟之前，或者之后？”陶成文问得小心翼翼。
老妇人摇摇头，又点点头，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很旧的非智能手机。“就刚去外国‘工作’那阵，打过几次电话，说赚了钱就接我过去享福。后来后来电话越来越少。再后来，就有人上门，说他在外面骗人，犯法，问我知不知道他在哪我什么都不知道。”她摩挲着那个旧手机，屏幕已经裂了，“这手机，是他最早给我买的。里面还有他两条语音。我不敢听，又舍不得删。”
她颤抖着手，点开了其中一条语音，把音量调到最大。
一个年轻、清晰、甚至带着些许温和笑意的男声传了出来：“妈，这边工作挺好的，老板很器重我。您别担心，照顾好自己。等我这项目成了，就接您过来看看。这边跟家里不一样，机会多，只要懂得方法。”
语音很短，结束得干脆。
那是至少七八年前的声音。是那个尚未完全蜕变成“vcd”的危暐。
第二条语音，时间显示是三年后。声音没太大变化，但语速更平稳，语调里那点温和的笑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公事公办的清晰：
“妈，最近忙，长话短说。给您转了一笔钱，收到了吧？别省着，该花就花。我这边一切都好，在做一些更复杂、更有挑战性的事。这个世界，不是您想的那样简单。照顾好自己，不用找我，该联系的时候我会联系。”
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
老妇人关掉手机，紧紧攥在手里，指节发白。她没有哭，只是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仿佛所有的眼泪和情绪，都已在漫长的等待和一次次的打击中流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