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工作两年后，阿成开始出现失眠、幻听、对受害者产生不合时宜的同情（并因此刻意降低某些诈骗环节的“效率”）。他私下向信任的“指导员”透露了这些困扰。
模拟中，危暐收到报告后，其思维碎片显示，他首先评估了阿成的“残值”：培训成本、历史业绩、所掌握的“v组”核心话术模型熟悉度、以及对其他“样板”成员可能的影响（榜样作用）。结论是：阿成仍有较高“剩余价值”，但“心理故障”风险正在累积。
危暐的“处置方案”并非简单的惩罚或抛弃。他命令“指导员”对阿成进行一轮“强化心理干预”：包括肯定其过去的“贡献”，强调其“特殊性”，将他的困扰重新定义为“职业倦怠期”和“深层良知与高智商犯罪者身份必然冲突的体现”，并暗示这是一种“成长的阵痛”和“即将突破到更高理解层次”的标志。同时，给予阿成一个月的“带薪疗养”（实际是软禁在条件稍好的房间，接受药物控制和更密集的“谈话”），并承诺在其“恢复”后，给予更具挑战性的“管理岗位”。
“他在进行‘心理资产重组’，”孙鹏飞分析，“将可能引发崩溃的raw痛苦，尝试重新框架为系统内部可以‘管理’和‘转化’的‘发展性问题’。目的是尽可能低成本地‘修复’这件仍有价值的‘工具’，避免直接报废带来的损失和负面示范效应。他支付的‘成本’是有限的资源（时间、人力、虚假承诺）和对其‘心理模型’有效性的持续验证。”
案例重构二：小规模集体怠工与私下串联（基于多方供述交叉印证）
某小组因连续数月未能完成严苛的业绩指标，遭到集体惩罚（克扣伙食、增加体罚）。该小组几名成员开始消极执行，并在如厕等监控盲区短暂交流抱怨，甚至隐隐有联合其他小组类似处境者“摆烂”的迹象。
模拟显示，危暐对此类“系统性风险”极其敏感。他并非直接镇压（那可能激化矛盾），而是采取组合策略：
分化瓦解：秘密接触该小组中业绩相对较好或性格较软弱的成员，许以个人好处（改善待遇、调离该组），诱导其揭发带头者或主动表现“积极”，破坏集体行动基础。
精准惩戒：锁定并迅速、严厉地惩罚被认定的“煽动者”，但罪名是“破坏公司财产”或“泄露机密”等具体“违规”，而非抽象的“怠工”或“串联”，以儆效尤，同时避免将其塑造为“反抗英雄”。
制度微调：随后，宣布对该小组及类似情况的业绩指标进行“临时性合理调整”，并“慷慨”地提供一些极易达成的小额奖励任务，制造一种“公司倾听并回应合理诉求”的假象，缓解群体不满。
“他在进行‘风险对冲’和‘制度弹性管理’，”程俊杰指出，“将潜在的集体反抗风险，化解为可处理的个体违规和可调节的系统参数。他支付的‘成本’是部分物质资源、有限的制度让步，以及对其信息监控和分化手段的持续投入。目标是维持系统整体稳定，避免‘成本’更高的全面动荡。”
案例重构三：“资产”的报废与回收（基于园区打手和财务残存记录）
当某个成员彻底失去“价值”（如精神完全崩溃、身患重疾无治疗价值、或屡次触犯核心底线）且无法“修复”时，危暐的“算法”会启动“报废程序”。但这并非简单的处决。
模拟显示，危暐会要求对该成员的“剩余价值”进行最后榨取：可能将其器官信息挂牌出售（通过隐秘渠道）；可能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在特定场合进行“展示”，强化其他人的恐惧；甚至可能将其尸体用于伪造某些诈骗所需的“事故现场”或“证据”。最后，其存在痕迹会被系统性地从内部记录中抹除，仿佛从未存在。
“这是终极的‘成本-收益’计算，”付书云声音低沉，“将人的最后一点物理存在都转化为可交易的‘资源’或可用的‘工具’。在这里，道德和人性彻底归零，只剩下冷酷的‘资产管理’逻辑。他支付的‘成本’是执行这些黑暗操作的风险和对其核心团队成员心理承受力的进一步挑战。”
（三）无法入账的“坏账”：危暐的盲区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套将“人”彻底“资源化”、力求精确核算每一份“代价”的黑暗算法，也存在其无法计入账目、最终导致系统崩溃的“坏账”。
盲区一：“心理折旧”的不可逆与传染性。
危暐可以计算“修复”阿成所需的资源和时间成本，但他无法精确计算长期非人化环境下，个体心理“折旧”的累积速度和深度。阿成即使在“干预”后暂时恢复“功能”，其内心raw的痛苦和异化感并未消失，只是被更深地压抑。这种压抑本身会消耗额外的心理能量，降低长期“效率”，并可能在某一天以更猛烈、更不可预测的形式爆发（如“阿杰”式的raw绝望冲锋）。更重要的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心理折旧”氛围，会像低气压一样弥漫在整个系统中，无声地侵蚀着所有成员的主动性、创造力和最后的情感联系，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内生性耗竭”。这是无法用短期业绩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