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
南京的秋天，似乎比其他地方来得更沉郁些。年的钟山，层林尽染，枫叶如火，却总也驱不散笼罩在紫金山麓、秦淮河畔的那份无形重压。秋风卷起街头的落叶，也卷动着报童手中“绥远告急！”、“日舰云集青岛！”的号外。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前的沉闷，连玄武湖的粼粼波光都显得心事重重。
军政部军事训练处的办公室里，墨绿色的窗帘半掩着，滤进的光线有些昏暗。程廷云伏在宽大的橡木办公桌上，眉头紧锁。一份标注着“绝密”的《民国二十五年度国防工事构筑及部队整备实施纲要》摊在面前，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他用红蓝铅笔批注的字迹。窗外，法国梧桐的叶子沙沙作响，仿佛也在低语着迫近的危机。
他的身份己不仅是训练处长，随着局势日益凶险，他被赋予了更核心的职责——参与最高国防会议的决策，并具体督导长江下游核心区域的国防工事构筑与部队战备。这担子，重逾千钧。
长江，这条横亘中华腹地的巨龙，是抵御侵略者溯流而上的天然屏障，更是必须死守的最后防线。程廷云深知其战略意义。他的身影频繁出现在长江下游的各个关键节点。
江阴要塞：这里是长江咽喉，锁钥之地。程廷云多次乘船亲临。古老的炮台历经风雨，装备的多是清末购自德国的克虏伯旧炮，射程、精度、威力均己落后。他站在鹅鼻嘴炮台上，凛冽的江风灌满军大衣。望远镜里，下游水天相接处，几艘悬挂膏药旗的日本军舰如同不散的阴魂，在江面游弋、测量。他放下望远镜，对随行的要塞司令和德国顾问（负责工事设计）沉声道：“旧炮必须换！射控必须改！工事必须强化！这里，要成为日寇战舰的坟墓！”在他的极力推动和法肯豪森顾问团的协助下，江阴要塞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改造：从德国紧急采购的88高平两用炮（fk 18/36）和150加农炮部件，通过拆解、伪装，分批运抵，在原有炮位基础上构筑更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炮塔和观测所；铺设地下电缆，引入德式光学测距仪和简易火控系统，沿江岸布设新式水雷（从英国引进），增设探照灯阵地和防空火力点（由教导总队调拨的20高射炮连驻防）。工地上，士兵和征召的民夫在军官和的指挥下，日夜赶工。沉重的钢梁、成袋的水泥、巨大的炮座部件，在号子声和机械的轰鸣中被艰难地吊装、浇筑。程廷云常一身尘土，与工程师们蹲在工事图纸前，就一个射击孔的朝向、一段掩体的厚度反复推敲。寒风刺骨的冬日，他裹着军毯，在临时搭建的指挥部里，对着沙盘和江防图通宵达旦。要塞司令看着这位年轻中将布满血丝的眼睛和冻得发青的嘴唇，由衷感叹：“程长官，您这是把命都押在这江防线上了。
吴福线（吴县-福山）与锡澄线（无锡-江阴）：这是拱卫南京外围的第二道陆上屏障。程廷云与工兵专家、德国顾问一起，反复勘察地形。他摒弃了以往单纯依赖预设阵地的思路，强调构建“弹性防御体系”。构筑工事所需的钢筋、水泥数量惊人，在匮乏的国力下捉襟见肘。程廷云不得不亲自与资源委员会、江南水泥厂等反复交涉，但原料仍很难达到预定数量。看着民夫们用最原始的工具挖掘着反坦克壕，看着士兵们在泥泞中浇筑着工事基础，程廷云心中充满焦灼与无奈。他知道，这些工事远非完美，但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下，这己是倾尽全力的结果。他常常蹲在刚浇筑好的掩体旁，用手敲击着冰冷的混凝土，仿佛在倾听这沉默防线的心跳，低声自语：“要快，要更坚固”
教导总队（八个步兵团和首属装甲团，炮兵团，工兵团）和陆续成军的德械调整师（下辖2个步兵旅（4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36门野/山炮、16门榴弹炮）、工兵/通信/辎重营各1个、骑兵连1个。近14000人）即第1、3、4、9、11、36、87、88师，是程廷云手中最锋利的剑，也是他心血凝聚的所在。但是国防经费的不足，也让那30个调整师的组建举步维艰。
装备困境：g34通用机枪和pak 37战防炮的数量始终无法满足需求。进口渠道因德国自身扩军备战而收紧，国内仿制（如金陵兵工厂的“宁造”二西式重机枪）质量不稳，产能有限。程廷云只能优先保障教导总队和主力德械师，其他部队如乙等调整师则混装旧式武器。
1937年初春，在执掌教导总队后，教导总队训练强度有增无减，但更强调实战化、复杂化和诸兵种协同。汤山、句容等大型训练基地内，硝烟弥漫。实弹演习中，步兵在炮火延伸的弹幕后发起冲击，步坦（装甲车）协同进攻预设堡垒，工兵在火力掩护下爆破障碍，无线电指令在嘈杂的战场上穿梭。程廷云要求部队在恶劣天气（暴雨、大雾）、夜间、复杂地形下反复演练，培养战场适应能力。一次旅级对抗演习，马威龙（黄埔西期生，程廷云在中央陆大的学员，教导第三旅旅长）指挥的“红军”在暴雨滂沱的夜间，利用地形渗透，成功“奇袭”了“蓝军”周振强（黄埔一期，教导总队副总队长）的指挥所。程廷云在泥泞的演习场边，看着浑身湿透却精神昂扬的官兵，疲惫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难得的笑意：“好！要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