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有了，见识也有了，甚至人脉都有了。”
“可以利用某些‘特招’政策，比如体育特长生、艺术特长生，或者一些比较灵活的‘综合素质评价’，让孩子用较低的分数进好大学。”
“还有更隐秘的，直接利用关系和资源，在招生环节进行操作”
“他们不需要像普通家庭那样，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一次考试上。”
“他们有无数种方法，可以绕过或者减轻高考这座独木桥的残酷。”
“而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高考，就是那条唯一、狭窄、且越来越拥挤的独木桥。”
“掉下去，可能就很难再爬起来。”
“所以，他们能不焦虑吗？能不拼命吗？”
“他们越拼命，竞争就越激烈，门槛就越高，通道就越窄形成一个看似无解的死循环。”
郑仪说完，办公室里陷入了更长久的沉默。
沈立新已经完全惊呆了。
他没想到，郑书记会如此直白、如此犀利地剖析这个问题。
这已经超出了教育的范畴，触碰到了社会结构、资源分配、阶层流动这些更深、也更难言说的层面。
作为教育系统的干部，沈立新不是没想过这些，但很多时候，他只能把它们归为“体制问题”“社会问题”，觉得光靠教育部门解决不了。
他更多把心思放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量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找平衡，比如落实随迁子女入学、推动义务教育均衡、规范招生这些事。
他认为，或许是他骗自己，能做到这些，就已经算尽职尽责了。
“书记您的意思是”
沈立新声音有些干涩，他不知道该如何接话，更不知道郑书记今天跟他说这些，到底希望他做什么。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立刻、彻底推翻现有的高考制度。”
“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牵涉面太广，不是明州一个市能解决的。”
“但是，”
郑仪加重了语气。
“我们不能因为根源难改，就对眼前的问题视而不见，或者用‘无能为力’来搪塞！”
“那个叫李向阳的学生，他说得对！”
“我们至少可以在职权范围内，试着做些力所能及的改变！”
“去缓解孩子们的痛苦！去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去告诉他们，人生不是只有一场考试！”
郑仪盯着沈立新。
“立新，你告诉我，给高中生每周多安排半天自由活动时间，难不难？”
“给学校的图书馆多配一些课本之外的、能开阔眼界的书，难不难？”
“组织一些能放松身心的文体活动，办几场心理辅导讲座，难吗？”
“把学校里那些‘高考就是一切’之类的标语减一减，多挂点鼓励成长、健康向上的氛围，难吗？”
郑仪一连串的发问，让沈立新额头开始冒汗。
“从操作上来说不难。”
他实话实说。
“那为什么我们之前做的，效果‘有限’？”
郑仪追问。
“是决心不够？还是潜意识里，也觉得这些事情‘不重要’，比不上升学率那个硬指标？”
沈立不得不承认，郑书记说中了他潜意识里的某些想法。
在内心深处，他虽然也同情学生们的压力，但在安排工作、分配资源时，还是会下意识地把升学率、中考高考成绩这些“显性”指标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因为这些东西，最容易被看到，最容易出“成绩”。
而那些关乎心理状态、精神成长的“软工作”，投入大、效果慢，搞不好还要被人说“不务正业”。
“书记，我”
沈立新想解释，但又觉得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
“立新，我不是在批评你。”
郑仪的语气缓和了一些。
“我知道你的难处，也知道整个教育系统的惯性有多大。”
“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家长们的观念也在变。他们开始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开始理解孩子的不容易。”
“我们不能再用老眼光、老办法来看待这个问题了。”
郑仪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
“这件事，必须认真研究。”
“但不是关起门来研究文件！”
“要真正走到学生中间去，听听他们的心声！”
“要拿出决心来！”
“如果连我们这些掌舵者，都因为觉得‘难’而不敢碰、不愿改，那下面的学校、老师，就更不会有动力去改变！”
“你记住一句话——”
“今天的学生不够健康，明天的社会就不会健康！”
“当他们带着满身的疲惫、焦虑、甚至心理创伤走出校园，你觉得他们会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对待这个社会？”
“一个充斥着压抑和绝望感的年轻一代，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
“这不是危言耸听！”
沈立新感到一阵心悸。
他一直以为自己在“做事”，在“推进”教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