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不堪的一面，认为这有损国家形象，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霸王别姬》片场办公室里，蔡主编打开采访本开始正式访问。
李茂森喝了口茶说，“先说说我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去年二三月份我拍完《秋菊打官司》回来，厂里发出通知，建议导演们根据《婚姻法》最新修订条例进行创作，修订条例主要内容包括明确禁止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换婚重婚等问题，重申婚姻自由。”
“所以你改编了这部电影？”
蔡主编问道。
李茂森说，“我先写了一个剧本，是一部新现实主义风格的剧本，讲的是拐卖妇女和买卖婚姻的问题，只是我接连拍过两部新现实主义电影，出现审美疲劳等问题，准备换一种类型的电影拍摄，所以我放弃了原先的剧本，选择改编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也就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我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是批判传统封建婚姻制度，而我们都知道在射箭之前要先立好靶子，在批判一个种不恰当的婚姻制度之前，需要先把它不好的一面揭露出来。
如果不设立靶子，不去揭露坏的一面，我们的批判就无法进行，也无法展示出我们推崇的制度优越的一面。所以在电影里揭露封建婚姻制度丑陋之处十分必要。“
“我明白，也能理解。”
蔡主编做好笔记继续问道，“李导，近些年国内有多部电影在海外上映，包括你的几部电影，还有张怡谋导演，陈恺格导演、田状状导演等，有很多影评人指出，这些电影里存在宣传国家不好的一面，认为导演们不爱国，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些评论，怎么看到这个问题？”
李茂森点点头，“从《一个都不能少》起就看到过，因为影片里的农村太过贫穷，学校太过破旧，还有《秋菊打官司》里农村太过贫穷，村民们形象大都不好，许多影评人看过之后认为这样拍不好，会把我们自身的缺点暴露给外国人，然后开始批评我们不爱国，卖国贼之类。”
“是的，我也看到过，你怎么看待这些看法？”
蔡主编问道。
李茂森摊手说，“我一般不会把这些评论当回事，一方面是说这些话的人大都不是普通观众，如果是普通观众批评我们，我们会虚心接受，但普通群众一般不具备发声的条件，所以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而在媒体上具备发声能力的人，我们圈里习惯称他们为公知，即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素质，喜欢经常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公开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
这类人有一个特点，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通过批判他人来提高自身的虚名，也喜欢利用舆论来达到自身的目的，譬如成为名人，成为意见领袖，收取好处费等。
这群人经常用有辱国体’的罪名来批评现实主义电影，因为爱国是最高的道德，只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评他人，就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就会获得舆论上的优势，而被批评对象很难反驳回去。”
“你的意思是影评人批评你们的电影，主要目的是利用这种方式出名，获得更多关注？”
蔡主编问道。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李茂森继续说，“我刚才说过，公知大都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对国外情况也有一些了解，了解国外的人都知道一些情况，国外也有穷人有贫穷的农村，有大量贫民窟，包括美国纽约、旧金山、
洛杉矶等国际大都市也有，他们街上的流浪汉比国内的乞丐更多。
所以我们在电影里拍摄的这些东西在国外也存在。
既然各国在发展中都存在各种问题，也就不需要太计较。
另外，欧美那边每年也会拍摄很多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譬如今年获得奥斯卡金象奖最佳电影提名和最佳导演奖的《生于七月四日》，是一部评击美国对越南发动战争的电影。
获得最佳男配角提名的电影《血染的季节》，讲的是种族歧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还有去年入围奥斯卡金象奖最佳影片的电影《密西西比在燃烧》，也是讲美国社会里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
历届奥斯卡金象奖和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这类反映社会问题的外国电影非常多，是国内几十倍几百倍。
而这类电影的目的不是损害国家形象，而是在反映问题，从而解决问题，让社会变得更美好。
对于这点，公众知识分子们心里清楚，他们大都看过这些电影，但是他们不说，只批判国内的电影。
而普通群众没机会看过或者不喜欢看这类电影，也不知道这类电影是对是错，所以他们会在公知批评这类电影时站在公知一边。”
“所以你认为公知批评现实主义电影损害社会形象是别有用心，而普通群众批评电影是因为不了解情况，受到公知们的误导？
蔡主编问道。
“这是我个人看法。至少我的电影，以及张导、陈导、滕导、田导他们的电影都没有故意损害社会形象的想法，我们因为热爱国家，才会利用电影反映社会问题，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就象是显